13世纪早期，波罗的海德语人群在东北欧出现。当时日耳曼骑士进攻环波罗的海沿岸一片狭长的领土，当地土著接受了臣服并皈依基督教而沦为农奴。德语人群不断涌入，这些人并没成为农奴，反而成为商人和城市居民和少数拥有土地的贵族，土地贵族以地缘为基础结成各种社团控制着乡村，并控制了德国人统一下各版图的地方立法机构和地方议会。
环波罗的海地区在1710年被彼德大帝征服直到19世纪中叶就一直是独裁沙皇帝制内的一块“飞地”。这个地区的执政官不是由沙皇任命而是由波罗的海德语人群自制。除此以外，在这个时期，这个少数民族中贵族统治阶层有相当的数量是沙皇政府内的高级文职人员，他们充当政府的智囊，控制财政外交大权，被委派管理沙皇大部分领土。一方面这些德语人群在很大程度上操纵这个大帝国，是相当活跃的政客金融外交家，另一方面，正如他们在沙皇统治下的所取得的成就一样辉煌，在1850年后那个世界所见证的波罗的海人多灾多难也是轰轰烈烈。风云突变的结果是他们的权利和控制的土地都收缩了，他们在官僚体制内的绝对优势地位遭到挑战后伴随着十月革命颓势进一步加剧，直到他们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消失。
波罗的海人群的自制与制他是建立在沙皇政府这一认识之上，即波罗的海人群代表了一种比他们自身还要先进的文化，这一人群发展出一套比沙皇政府自身提供的更有效率，更有活力的法律体系和行政管理方法，换种说法就是自己的法律落后，自身的管理模式乏力，相比较中波罗的海德语人群所提供的更成熟老练，这是他们得以在沙皇政府纵横捭阖的原则保障，也是文化资本支撑的智力行为。作为雇员，波罗的海德语人群一直是抢手货得益于他们有稳健而自律的品行与作风，这是他们这群人的文化资本性格。相对于沙皇政府他们受教育程度高，是先进文明的代表，作为一个离散群体，游荡生活赋予他们某种世界情怀，这就对他们文化资本的发挥埋下“救世主”式的基调。
面对国际环境的变化，即使他们有扭转乾坤之术也是回天乏力。他们的经历说明了文化资本超越于别的资本之上，他们凭借着娴熟的生存技能和独特的世界观让他们在沙皇政府享有自治和权势。然而在很大程度上文化资本作用的发挥不仅取决国家，还受行为者在国际秩序中的位置所决定。文化资本强调社会情境，所以文化资本在代表一种象征性权利的同时还表现出另一侧面，那就是基于文化资本上的权利的脆弱性，集体的创造性给予他们文化身份，同时也隐藏着认同危机，所以文化资本在再生产自我的区位内产生了原宥和自身的限制。就犹太人而言，其经济独特性是以贸易和金融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是他们唯一的经济活动，因此具有脆弱性和对国家保护的依赖性，同样，波罗的海德语人群完全依赖于国家的保护，并试图利用他们同国家之间的独特关系来发挥经济上的优势，因而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萎缩，正如维吉尔对罗马共和国的判断：罗马共和国对伽太基的征服意味着罗马共和国的衰败的开始。（罗马共和国通过加图，恺撒和奥古斯都的努力变革，从此开始了罗马帝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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