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重的经济学
十字路口的赫拉克勒斯面临人生的重要抉择[i]：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卡吉娅向他承诺快乐，阿蕾特向他展示美德。虽然都是幸福，但前者是轻逸的，后者是沉重的；前者是身体的，后者则不仅是身体的。
人既是个体存在又是社会存在。人的个体存在更多地体现为身体性，而人的社会存在却需要超越身体性。进入社会是人成为完整的人的条件，而进入社会就意味着将身体置于规范和约束之中。被嵌入环境的身体在约束和管制之下日益感到压抑和沉重，于是灵魂不断呼唤身体出游。脱离约束和管制可能是身体成长过程中最迫切的愿望。那种轻盈飘逸，那种随风起舞，是饱受压制的身体的永恒向往。但是，摆脱约束和规范只是一个乌托邦，因为它所带来的可能不是快乐，而是失重。安泰不能离开他的大地母亲，一旦离开，将会失去力量。赫拉克勒斯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将他举向空中，将他撕碎。
现代化是个体解放的过程。路德的宗教改革，最初目的是清除繁杂教规对人的束缚，恢复上帝赋予的基督徒的自由。宗教改革在舒解教规约束的同时舒解了社会传统对个体的桎梏，个体解放的曙光出现了。资本主义在一定意义上预示着个体的解放，尤其是经济解放。理性化的发展恢复了个体的信心，也指明了个体发展的方向。人们相信，凭借理性，人可以在轻逸的快乐中将身体携带到理想的幸福彼岸。但是，这一美好愿望仍然是一个乌托邦。如同安泰不能离开大地，脱离社会性的人也将失去其作为人的存在。这种异化甚至具有毁灭性。
经济学是关于人的学问。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的经济行为总是嵌入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决定了对人的经济行为的理解需要借助于对人处于其中的特定社会文化环境的把握。但是，经济学同时是理性主义发展的产物。按照洛桑瓦隆在《乌托邦资本主义》中的解释，自然科学家如牛顿等人首先解释了自然界的和谐秩序，受此激励，道德哲学家们开始探索和构建社会经济领域的自然和谐秩序。经济学就产生于道德哲学家的这种努力。如斯密用“一只看不见的手”原理证明了经济社会的自然秩序，萨伊用“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证明了经济运行的自发机制。
在古典经济学那里，自觉或者不自觉，大多数经济学家承认，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人是嵌入社会环境中的，对人的经济行为的研究不能将人从其社会属性中抽离出来。——人不仅仅是一个物质利益的追求者。甚至，人们对物质利益追求的最终目的也是实现超越物质的精神价值。在斯密那里，人的经济行为受自利心驱使，正是自利心为经济行为提供了动力。同时，斯密认识到单纯的自利在推动经济进步的同时也可能毁坏社会的存在，于是，同情心成为自利心的约束力量并成为社会秩序的构建力量。在西斯蒙第那里，经济学研究人的物质福利的实现，而人不仅有着物质和非物质需求，而且其物质福利的实现程度也受到非物质因素的影响，因此他说，理解人的经济行为需要良知如同需要理智一样一样重要；在约翰.穆勒那里，作为研究财富性质及原因的科学，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财富依存于自然方面的原因，而是财富依存于人们的心理、精神、制度、社会关系等非自然方面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