塾师消失之后
看完蒋纯焦的《一个阶层的消失——晚清塾师研究》[i]，心里戚戚然。
塾师依托于私塾。私塾，作为一种民间教育机构，产生于汉代，发展于唐宋，鼎盛于明清，衰落于晚清和民国，终结于新中国。在传统中国，私塾是文化传承的基础手段，是文化发展的基本载体。私塾的历史就是塾师的历史，就是传统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
传统中国政治结构中，正式权力止于县；相应地，传统教育结构中，官学也止于县。民间政治治理依托士绅一类的乡村权威，而基础教育也依托私塾这样的民间机构。私塾教育虽然具有民间和自发的性质，但在传统政治、文化、伦理、道德背景下，主流意识形态可以通过科举这样的社会升迁路径传递到基层。于是，私塾教育成为政府控制意识形态的一种工具。私塾教育的核心不是个体能力的培养，而是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塑造。
在缺乏阶层升迁和职业流动选择的传统社会，读书是人们改变命运的重要路径。当然，这种改变归根到底需要主动纳入主流意识形态及政治结构框架之中。在官本位主导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传统文人的出路无外乎——出则为仕，退则耕读。塾师以读书和教书为业，具备进退自由的优势：或者出仕而光宗耀祖，或者退耕而养精蓄锐，并籍以养家活口。就大多数塾师而言，虽然出仕可能是一生的追求，但从教却是谋生的一种可靠手段。在传统文化教育熏陶之下，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读书人很难获得其他谋生手段，“读”于是成为“耕”的替代——以砚为土，以舌为耕。在这里，读书——教书，完成了传统民间教育体制的内在循环；在这种循环中，读书——教书实现了民间教育自我供求的平衡。
在传统文化昌盛年代的乡村，塾师依赖其文化垄断者的地位，依赖其道德文章、开阔眼界和人际交往，不仅足以保持尊严，也能通过“舌耕”保持基本生活的满足。比如，在清末，塾师的收入是一般农民收入的10到20倍。因此，塾师自称“清闲客”，“自在囚”，虽有一些自嘲和自贬，更多的可能是一种闲适满足怡然自得。在传统乡村背景下，普遍的社会认同和耕读结合带来的物质与精神的满足，使塾师成为读书人虽无奈却也能欣然接受的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