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0世纪中国历史运动的强烈兴趣、对衡量历史标准问题的探讨热情、对汉民族国家发展逻辑的痴心关注以及对21世纪中国百年文明发展的无限期望，是我决定对毛泽东进行一次理论上的批判的内在原因。
毛泽东已经离开人间30年，但是，毛泽东仍然是一个不能被“盖棺论定”的人物，事实上，在现实中，毛泽东的身后形成了一种极其复杂的现象，有人继续无条件地盲目崇拜他，有人也不分青红皂白地谩骂他；有人把他奉为神明，也有人把他说成暴君。但是，不管如何，我们的民族继续盲目崇拜毛泽东是危险的，尤其是对于青年人。
一个成熟理性的民族、一个能够坚持真理的民族，是应该也必须正确地评价产生于自己民族历史上的一切伟大人物的民族。对于伟大人物的评价，首先需要确立正确的标准，而正确的标准必须是符合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需要的标准。然后在衡量伟大人物的作为以及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
毛泽东历史地作为一个中国全部封建文化的终结者，从这个意义上来定位毛泽东，他才突显其历史价值。毛泽东以其自身政治实践的极大的破坏力，终结了中国全部封建历史,也让他的人民饱尝政治运动的苦难。
21世纪是中国大陆公民社会形成的世纪，我们已经不需要对于权力的崇拜，因为在一个运行良好的公民社会里，权力才是最彻底的公有物。而在中国历史上，情况却恰恰相反，权力是私人手中的工具，而财富却没有它的主人或者说一切财富同样是权力的支配物。这是一种颠倒了人性本来面貌的现象。我认为，公民社会的典型的行为与思想尺度有二：一是行为以经济活动中的物质利益为中心；一是一切社会活动都遵循法律规则和文明道德的标准。在公民社会中，权力是一个本能地向人民俯首的工具。
汉民族如果还希望自己在21世纪中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我们就需要自觉地清算自己的历史。只有在不断地剔除自己历史中的落后的观念，才能够正确地建设今天的生活。我们可以相信，一个对于自身民族国家的历史持有错误观念的民族，肯定也是一个缺乏人类文明的发展力、创新力的民族。
仅仅崇拜权力而又没有辨别事情正确的标准的民族肯定是缺乏文明发展动力的民族。
当然，如果仅仅希图依靠对毛泽东采取简单的诋毁、谩骂、诅咒，就以为能够超越毛泽东，无异于数典忘祖般的愚蠢，而一味的歌颂和赞美，又无异于对历史的无知，会更加让我们对现实生活趋炎附势般的盲从。毛泽东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在民间，毛泽东正在逐步演化成为一个“神”。对于这个现象，必须进行正确的引导。
摆正了毛泽东在中国历史的位置，中国人在意识形态的方面才有可能健康起来。汉民族在意识形态方面发展的残缺不全是整个中国社会缺乏发展能力和创造能力的根源，我们的国家仿佛总是在寻找前进的道路和发展的方法，但是，又总是在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素质的提高方面徘徊不前。
从民性的角度来说，中国人是最容易领导的族群，因为他们中的多数相信权力并且敬畏权力，但是，人民并不是天生如此，这是被强权训化出来的结果，已经成为汉民族文化的最难以改变的部分。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人人是政治家”的国家，但是，又是一个严重缺少真正伟大的、具有能够推动社会文明进步能力的政治家的国家。
在批判毛泽东的时候，我力图只是在抽象的理论的层面上进行，因此没有也不愿进行“举例说明”。我只希望向人们灌输一种文明的政治理念，因为持有了文明的理念，对于一切具体的事件和人物的分析就会正确和接近于正确。如果非要我“举例说明”的话，我这里有两个自己耳闻目睹的真实的、活生生的实例——1、有位中学教师，在“反右”期间，当身边的所有人都说自己“紧跟毛主席”的时候，他说：“我最紧跟毛主席，我把毛主席的鞋子都踩掉了。”结果，一句玩笑使他成为最大的“右派”分子，惨遭人身摧残和政治迫害。2、在1967年秋天，当“文革”如火如荼的时候，我临村的一位老乡对秋收的乡亲们说道：“林彪‘鹰鼻子鹞眼不可交、腰里掖着杀人刀’” 。结果，被马上逮捕，后判10年徒刑，该农民直到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的那年冬天才出狱。这仅仅是我自己身边发生的两个及其微不足道的真实事情。我要说，由于数千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农生产方式的影响下，汉民族的心理、性格、品质等一系列素质方面，的确存在着太多的阴暗的成分，必须得到最中肯的批判。在这里，就用不着我来论述“文革”中的上至国家主席刘少奇和普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张志新以及平民百姓遇罗克等等无数个悲剧性人物的命运和公案了。毛泽东的确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他可以在听到一位农民在洪水中因蛇咬而死时伤心落泪，也可以自己不再吃肉，但是，当面对1959—1961年的大饥荒有人提出进口些粮食时他却可以断然拒绝。中国人对于自己领袖人物的确是太宽容了，甚至就连领袖人物的重大错误或者犯罪行为都能够容忍。在中国做领导人同世界各国的政治家们相比可能是最容易的事情。显然，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的一系列政治作为存在着对人民的犯罪行为，但是，群众却反过来热爱、拥护、歌颂他，对于他的已经被公认的错误和罪行，也从最善意的角度理解他、宽容他。这究竟是汉民族的伟大还是汉民族的可悲呢？我决不反对人民对于领袖的爱戴与歌颂，我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甚至，我还认为中国大陆是最需要一个强大高效的政府系统的社会。但是，一个民族应该能够分辨出领袖人物所作所为的正确与错误、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否则，中华民族还怎样去从事人类文明的事业呢？
我能够了解和体会到拥护毛泽东的人群的心理与思想。但是，我不愿意面对这些人们进行我的理论批判，那样会降低我的理论品格。我对于毛泽东认识上的转化，也走的是一条逐步演变的道路，对毛泽东的从摸顶崇拜到思想批判的变化是巨大的，即使在我从理性的方面批判毛泽东时，我仍然从自己的感情深处热爱他和敬仰他，把他视为高山大海。但是，我最希望的，是希望普通的中国人走出盲目崇拜的阴影。
在中国历史上，国家机器的犯罪在不同是时代有不同的特征与内容。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清朝的文字狱，其实都是一种国家机器的犯罪行为，我相信，任何时代的人民都不愿意接受在强权压力下的生活，但是，中国人千百年来却都被动地接受了，并且几乎达到了从心理到理论上的认可的地步。由于传统文化的“官本位”和群众的普遍的心理，对于国家机器的犯罪，我们的社会从来没有能够有效的限制，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是历史哲学必须进行深刻研究的问题。在毛泽东统治中国的1949年10月到1976年9月时间，中国大陆发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封建专制形态的现代翻版。
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判断，毛泽东肯定逃脱不了中华民族用文明与正义的价值标准对其进行的历史审判。当然，这样的审判却决不是仅仅针对毛泽东个人，必然与更广泛的中国历史的具体情况联系在一起。首先涉及到的是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现实（当然包括毛泽东身后共产党的作为），同时，也必须总结和评价中国共产党之前的国民党的历史作用以及它的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从而，中华民族需要从理论的高度回顾、总结、对待整个中国20世纪的百年的历史进程问题，由此可以推演到改变我们民族的历史意识和价值标准，从而真正确立起科学的、文明的人类精神素质。
对于毛泽东的正确认识和评价，必须由我们这代人完成。事实上，曾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老一代思想家，如李锐等，已经开始了对毛泽东的批判。年轻一代的思想家，如王力雄等，也从理论上进行了对毛泽东的批判。但是，这些批判还都没有走上历史的前台的政治条件和社会环境。不过，我们却已经看到了中国政治文明的曙光。显然，整个民族心理走出毛泽东的阴影尚需要时间。做做过新闻记者的卡尔•马克思说过“人类要清洗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事实真像”。我可以肯定的说，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代，对于毛泽东的感情是炽烈的。我——不仅是我，应该是我们这一代，都曾经是毛泽东的崇拜者，从1984年大学毕业后，就找来一尊“文革”时期的毛泽东瓷像并且把他放在自己的案头。我们这代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们大多数人的家庭背景正象小学课本上所说的——“爷爷七岁去逃饭、爸爸七岁去逃荒，今年我也七岁了，高高兴兴把学上”。我们这一代——学会说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学会唱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并且，我们受到雷锋日记的深刻影响，从小立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从小学开始，我们的教育就使得我们知道教育要“不单学工、学农，还要批判资产阶级”，并且知道“帝国主义把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因此，毛泽东在我们心中的位置，与我们的父辈人在同样的深度，而且，我希望我的后辈也热爱毛泽东，但是，最重要的，我希望他们能够用文明的标准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
就我本人而言，对于毛泽东的批判完全是从毛泽东的政治事业的角度进行的，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不在我的批判的视野之内。青年毛泽东“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豪情壮志与远大抱负仍然是一切年轻人学习的榜样。在毛泽东从事政治活动的时代，中国历史没有能够创造出运用法律的手段和方式竞争国家政权的社会环境，他只能够领导共产党人运用“抢杆子”去打天下，毛泽东对人民的确始终怀抱博大的热爱之心，历史说明，直到1945年他同黄炎培先生在延安见面时，从他两位的那次著名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政治进步性和伟大襟怀。但是，当通过1946—1949年的内战而武装夺取全国政权后到1976年的时间里，尤其是在1957年后，他的政治实践逐步走向了他原来怀抱的政治理想的反面，这对中国发展和中国人民生活来说带来了罄竹难书的苦难。
我相信的是，中国在今后的历史中决不会再出现毛泽东。我批判毛泽东，是希望中国大陆能够尽快从精神和意识形态方面走出毛泽东时代并且超越他，走出的越早，人民就会越幸福。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千秋功罪，要用人类文明所需的标准进行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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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已经离开人间30年，但是，毛泽东仍然是一个不能被“盖棺论定”的人物，事实上，在现实中，毛泽东的身后形成了一种极其复杂的现象，有人继续无条件地盲目崇拜他，有人也不分青红皂白地谩骂他；有人把他奉为神明，也有人把他说成暴君。但是，不管如何，我们的民族继续盲目崇拜毛泽东是危险的，尤其是对于青年人。
一个成熟理性的民族、一个能够坚持真理的民族，是应该也必须正确地评价产生于自己民族历史上的一切伟大人物的民族。对于伟大人物的评价，首先需要确立正确的标准，而正确的标准必须是符合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需要的标准。然后在衡量伟大人物的作为以及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
毛泽东历史地作为一个中国全部封建文化的终结者，从这个意义上来定位毛泽东，他才突显其历史价值。毛泽东以其自身政治实践的极大的破坏力，终结了中国全部封建历史,也让他的人民饱尝政治运动的苦难。
21世纪是中国大陆公民社会形成的世纪，我们已经不需要对于权力的崇拜，因为在一个运行良好的公民社会里，权力才是最彻底的公有物。而在中国历史上，情况却恰恰相反，权力是私人手中的工具，而财富却没有它的主人或者说一切财富同样是权力的支配物。这是一种颠倒了人性本来面貌的现象。我认为，公民社会的典型的行为与思想尺度有二：一是行为以经济活动中的物质利益为中心；一是一切社会活动都遵循法律规则和文明道德的标准。在公民社会中，权力是一个本能地向人民俯首的工具。
汉民族如果还希望自己在21世纪中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我们就需要自觉地清算自己的历史。只有在不断地剔除自己历史中的落后的观念，才能够正确地建设今天的生活。我们可以相信，一个对于自身民族国家的历史持有错误观念的民族，肯定也是一个缺乏人类文明的发展力、创新力的民族。
仅仅崇拜权力而又没有辨别事情正确的标准的民族肯定是缺乏文明发展动力的民族。
当然，如果仅仅希图依靠对毛泽东采取简单的诋毁、谩骂、诅咒，就以为能够超越毛泽东，无异于数典忘祖般的愚蠢，而一味的歌颂和赞美，又无异于对历史的无知，会更加让我们对现实生活趋炎附势般的盲从。毛泽东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在民间，毛泽东正在逐步演化成为一个“神”。对于这个现象，必须进行正确的引导。
摆正了毛泽东在中国历史的位置，中国人在意识形态的方面才有可能健康起来。汉民族在意识形态方面发展的残缺不全是整个中国社会缺乏发展能力和创造能力的根源，我们的国家仿佛总是在寻找前进的道路和发展的方法，但是，又总是在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素质的提高方面徘徊不前。
从民性的角度来说，中国人是最容易领导的族群，因为他们中的多数相信权力并且敬畏权力，但是，人民并不是天生如此，这是被强权训化出来的结果，已经成为汉民族文化的最难以改变的部分。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人人是政治家”的国家，但是，又是一个严重缺少真正伟大的、具有能够推动社会文明进步能力的政治家的国家。
在批判毛泽东的时候，我力图只是在抽象的理论的层面上进行，因此没有也不愿进行“举例说明”。我只希望向人们灌输一种文明的政治理念，因为持有了文明的理念，对于一切具体的事件和人物的分析就会正确和接近于正确。如果非要我“举例说明”的话，我这里有两个自己耳闻目睹的真实的、活生生的实例——1、有位中学教师，在“反右”期间，当身边的所有人都说自己“紧跟毛主席”的时候，他说：“我最紧跟毛主席，我把毛主席的鞋子都踩掉了。”结果，一句玩笑使他成为最大的“右派”分子，惨遭人身摧残和政治迫害。2、在1967年秋天，当“文革”如火如荼的时候，我临村的一位老乡对秋收的乡亲们说道：“林彪‘鹰鼻子鹞眼不可交、腰里掖着杀人刀’” 。结果，被马上逮捕，后判10年徒刑，该农民直到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的那年冬天才出狱。这仅仅是我自己身边发生的两个及其微不足道的真实事情。我要说，由于数千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农生产方式的影响下，汉民族的心理、性格、品质等一系列素质方面，的确存在着太多的阴暗的成分，必须得到最中肯的批判。在这里，就用不着我来论述“文革”中的上至国家主席刘少奇和普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张志新以及平民百姓遇罗克等等无数个悲剧性人物的命运和公案了。毛泽东的确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他可以在听到一位农民在洪水中因蛇咬而死时伤心落泪，也可以自己不再吃肉，但是，当面对1959—1961年的大饥荒有人提出进口些粮食时他却可以断然拒绝。中国人对于自己领袖人物的确是太宽容了，甚至就连领袖人物的重大错误或者犯罪行为都能够容忍。在中国做领导人同世界各国的政治家们相比可能是最容易的事情。显然，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的一系列政治作为存在着对人民的犯罪行为，但是，群众却反过来热爱、拥护、歌颂他，对于他的已经被公认的错误和罪行，也从最善意的角度理解他、宽容他。这究竟是汉民族的伟大还是汉民族的可悲呢？我决不反对人民对于领袖的爱戴与歌颂，我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甚至，我还认为中国大陆是最需要一个强大高效的政府系统的社会。但是，一个民族应该能够分辨出领袖人物所作所为的正确与错误、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否则，中华民族还怎样去从事人类文明的事业呢？
我能够了解和体会到拥护毛泽东的人群的心理与思想。但是，我不愿意面对这些人们进行我的理论批判，那样会降低我的理论品格。我对于毛泽东认识上的转化，也走的是一条逐步演变的道路，对毛泽东的从摸顶崇拜到思想批判的变化是巨大的，即使在我从理性的方面批判毛泽东时，我仍然从自己的感情深处热爱他和敬仰他，把他视为高山大海。但是，我最希望的，是希望普通的中国人走出盲目崇拜的阴影。
在中国历史上，国家机器的犯罪在不同是时代有不同的特征与内容。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清朝的文字狱，其实都是一种国家机器的犯罪行为，我相信，任何时代的人民都不愿意接受在强权压力下的生活，但是，中国人千百年来却都被动地接受了，并且几乎达到了从心理到理论上的认可的地步。由于传统文化的“官本位”和群众的普遍的心理，对于国家机器的犯罪，我们的社会从来没有能够有效的限制，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是历史哲学必须进行深刻研究的问题。在毛泽东统治中国的1949年10月到1976年9月时间，中国大陆发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封建专制形态的现代翻版。
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判断，毛泽东肯定逃脱不了中华民族用文明与正义的价值标准对其进行的历史审判。当然，这样的审判却决不是仅仅针对毛泽东个人，必然与更广泛的中国历史的具体情况联系在一起。首先涉及到的是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现实（当然包括毛泽东身后共产党的作为），同时，也必须总结和评价中国共产党之前的国民党的历史作用以及它的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从而，中华民族需要从理论的高度回顾、总结、对待整个中国20世纪的百年的历史进程问题，由此可以推演到改变我们民族的历史意识和价值标准，从而真正确立起科学的、文明的人类精神素质。
对于毛泽东的正确认识和评价，必须由我们这代人完成。事实上，曾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老一代思想家，如李锐等，已经开始了对毛泽东的批判。年轻一代的思想家，如王力雄等，也从理论上进行了对毛泽东的批判。但是，这些批判还都没有走上历史的前台的政治条件和社会环境。不过，我们却已经看到了中国政治文明的曙光。显然，整个民族心理走出毛泽东的阴影尚需要时间。做做过新闻记者的卡尔•马克思说过“人类要清洗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事实真像”。我可以肯定的说，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代，对于毛泽东的感情是炽烈的。我——不仅是我，应该是我们这一代，都曾经是毛泽东的崇拜者，从1984年大学毕业后，就找来一尊“文革”时期的毛泽东瓷像并且把他放在自己的案头。我们这代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们大多数人的家庭背景正象小学课本上所说的——“爷爷七岁去逃饭、爸爸七岁去逃荒，今年我也七岁了，高高兴兴把学上”。我们这一代——学会说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学会唱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并且，我们受到雷锋日记的深刻影响，从小立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从小学开始，我们的教育就使得我们知道教育要“不单学工、学农，还要批判资产阶级”，并且知道“帝国主义把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因此，毛泽东在我们心中的位置，与我们的父辈人在同样的深度，而且，我希望我的后辈也热爱毛泽东，但是，最重要的，我希望他们能够用文明的标准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
就我本人而言，对于毛泽东的批判完全是从毛泽东的政治事业的角度进行的，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不在我的批判的视野之内。青年毛泽东“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豪情壮志与远大抱负仍然是一切年轻人学习的榜样。在毛泽东从事政治活动的时代，中国历史没有能够创造出运用法律的手段和方式竞争国家政权的社会环境，他只能够领导共产党人运用“抢杆子”去打天下，毛泽东对人民的确始终怀抱博大的热爱之心，历史说明，直到1945年他同黄炎培先生在延安见面时，从他两位的那次著名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政治进步性和伟大襟怀。但是，当通过1946—1949年的内战而武装夺取全国政权后到1976年的时间里，尤其是在1957年后，他的政治实践逐步走向了他原来怀抱的政治理想的反面，这对中国发展和中国人民生活来说带来了罄竹难书的苦难。
我相信的是，中国在今后的历史中决不会再出现毛泽东。我批判毛泽东，是希望中国大陆能够尽快从精神和意识形态方面走出毛泽东时代并且超越他，走出的越早，人民就会越幸福。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千秋功罪，要用人类文明所需的标准进行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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