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论帝国主义与社会阶级

没有任何更强的理由认为国家这么一种人类社会组织形态会比国家社会主义（以权力支配为特征）、资本主义（以金钱支配为中心）有更长的存在意义。但是，无疑地，国家只是在近代以来才获得了超越一切社会集团之上的权威，深入到每个生活的每一个部门。从人的知识能力来看，一方面至今不存在（今后也不太可能存在）包容国家的各个侧面（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历史等）的完整学说；另一方面，任何社会生活及其学科都离不开对国家表现形态（如经济方面、外交方面等）的思索，最近不断被重新提及的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年）就是其中的一位逾越了单纯经济学职能的社会科学家。

熊彼特以《景气循环论——关于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的历史与统计的分析》（1939年）、《经济发展的理论》（1921年初版）奠定其在经济学上的地位。但是，目睹过世界战争的任何学科的学者，都不可回避帝国主义（对外）与社会阶级（内部）这两层不同表达形态的国家本质。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与别的所有制度一样，也是人类社会上的一个过渡形态，如果说其晚期（1942年初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预示了资本主义衰退的历史命运的话，第一次大战结束之后完成的《帝国主义论与社会阶级论》[1]探讨了资本主义生成期（而不是列宁所断言的“最高阶段”）的两个重要表现，这样，使熊彼特的理论避免了一般经济学者带有的无视历史展开的不完全性或错误假设。熊彼特自己很重视此书，视其为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支柱，但并没有获得公认（1951年才终于发行英译版）。大概是因为所谓学术界已经相当枯萎，没有（道德的）勇气面对现实，而把关于国家的学说让位给政治的强权御用，同时也是因为官僚与资本家[2]和教授（最后在哈佛这种权势中心）的阶级地位本身阻碍了熊彼特思想的深化和扩张，无法与他深受其影响的马克思（流亡学者）相提并论。

熊彼特首先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经济（阶级）史观的贡献，即认为帝国主义只不过资本主义特殊阶段里资产阶级上层统治集团的利益表现（可惜他没有读到列宁的论断），但并不认为这是由经济学必然推出的结论，因为反对、否定这种理论并不背离经济史观的前提。熊彼特的经济学知识证实了一般经济学门外汉对于（并非马克思原意的）“经济决定论”的直观拒绝。作为一个经济学者，也必然会感觉到必须用经济史观以外的社会来说明社会本身。熊彼特的定义是：“所谓帝国主义，是国家无限度地决心强行扩张的、无目的的因素。”（第一章“问题”）。这种国家权力特征，并不仅限于资本主义，从古代帝国至今天的“社会帝国主义”都可以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