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制”只问×长不问书记之困惑

诚然，问责制的逐步落实呈现了政治文明的进步。可是，令人费解的是：在涉及数以千计的各级被问责官员中，绝大多数为政府官员，书记的名字极为鲜见。

众所周知，在同级党政官员中，党书记的权力、威慑力，影响力远非市长、县长，镇长可以比拟。从干部任用，项目上马，工程发包，没有书记点头拍板是行不通的。

我们也耳闻目睹一种现象，不管是文化教育卫生系统，还是工商税务金融部门；无论是校长教师院长医师，还是所长行长乃至一般职员（甚至一个中小学生获奖经验之谈），在他们一年一度的总结报表中，总要恭恭敬敬写上“一年来，在上级党委的关心领导下……”云云。

在各级政府的年度报告中，把取得的成绩归于执政党的领导或许无可厚非，一介草民未敢妄加置评。而一个依法办事的基层单位，一个敬业爱岗的个体总是与党委扯上边，看似习以为常的事情，却折射出一种腐朽没落的文化现象。               

这种现象或许与口呼“我主英明”，“谢主隆恩”只有程度之别而没有本质之异。与其说是一种忠诚，不如说是一种虚伪与献媚。也许正是这种虚伪与献媚，铸造了一切谎言的思想基础；也许正是这种虚伪与献媚，使改革步履蹒跚，停滞不前。

党的书记及他所领导的常委会权力至广至大，影响至深至远，声望至高至尊亘古未有（这种丰厚的资源或许正是执政党推进改革的民意基础）。权力功劳是书记的，问责是市长、县长，镇长（其实副职居多）。这种问责制设计是否值得质疑？这种问责制设计是否应该改革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