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崛起谨防国家机会主义
“抵制”日货就象流行性感冒一样，隔段时间就在中华大地上发烧一次。如此措辞肯定将令某些人不愉快，因为要让这些人退烧，就必须让这些人知道自己“病”了，需要吃药或打针。
热血沸腾，参与抵制的行为，基本是无须，无暇经过思考就得出的关于“屁股”的选择。与文革期间寻找“现行反革命”一样，这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指导下的选择。它具备用意识形态来选择的特征：简单高效地从众，盲目地从众，从众的过程带着快感。同时也意味着是经不起推敲的选择。推敲的方式是分析问题的框架。
第一个分析的框架是：假设这是一个“私人问题”。于是，作为一个私人的问题，也就是私人的选择权的问题。那么，“每个人都有权做出自己的选择”就是游戏规则。在这个规则下，你出于对日本政府不经中国人民的同意就擅自篡改他的历史教科书的愤怒，对日本政府胆敢将“我们的钓鱼岛”画作他们的领土的愤怒，简单而综合地说，你出于对小日本的蔑视，自己作出“抵制日货”的选择，是一种合情合理合法的选择。甚至，你公布自己的选择，期望读者的反应是认同并参加抵制。都是无可厚非的行为。因为这些行为并不违法。
但是，你未必就有权关闭别人选择的自由。如果任何一个私人都可以因为自己的喜好而有权利关闭别人“选择的自由”，这一定是一个野蛮的社会。如果政府任由这种违法行为“民间自发”地曼延，那么这个政府的素质是值得所有投资者怀疑的。因为很明显，契约得不到政府这个“第三者”的保护。契约遭遇了机会主义的态度。
第二个分析的框架是：假设这是一个“公共问题”。于是，作为一个公共问题，也就是“外部性”的问题。或者这么叙述更准确：日本政府不经中国人民的同意就擅自篡改他的历史教科书，日本政府胆敢将“我们的钓鱼岛”画作他们的领土等问题，都是日本政府的“损人利己”的行为。这种行为产生了负的外部性，就象从日本飘过来的污染一样，受到损害的是包括中国人民的利益。于是，你的愤怒是“有来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