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德音，《IT经理世界》，2004年10月5日,第20页)
经济学在中国是“显学”，因为它经世济国，乃堂堂正正的学说。经济学家们不但能预知未来，还能够主持现实公道。从来没有哪一个时代，在哪一个国家，有如今日中国之经济学家一样被整个人群赋予道德上甚至是法律上的重托。于是，经济学家们的社会政治地位空前提升。像商学院这样在国外视经济学为边缘科系的地方，在国内却多由经济学家们来掌控，成为中国特色的学界奇观。
经济学家们果然不负众望，于是便刮起了这股郎咸平旋风。
朗教授其实并非“纯粹”的经济学家，他是学金融出身的。跟我们这些学管理的小人物一样，同属商学领域，在商学院教书。但郎教授在商不言商，而言公众利益。
经济学关注公众福利、社会效用；金融学、管理学讲求企业效益、股东价值。双方如欲沟通，实有“鸡同鸭讲”之虞。偏偏郎教授不顾惜自己国际一流金融学家的身份，要同内地的经济学家们对话。而内地的经济学家们怎甘“失语”，不管支持还是反对，纷纷回应。于是原来没名气的便出了名，原来有名气的便更有名了。
郎教授原来便很有名，他在国际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20多篇论文，大概超出了迄今为止国内所有学者在这些高端学术刊物上的产出总和。海外华人学金融者虽众，能有此成就的实属凤毛麟角。
但郎教授的名气仅限于狭义的学术界，也就是那些几十年如一日，辛辛苦苦试图从数据中找出变量之间的关系，以期对金融学或管理学理论有所贡献的人。在国外的商学院中，他们是决定学校学术声誉的人。他们的一大爱好是在参加学术会议时，被人恭维自己发表在发行量只有几千份的学术刊物上的论文。
如果不是在中国，郎教授肯定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但就因为是在中国，因为有无限风光的经济学家们在诱惑，郎教授再也不甘做一个在社会上默默无闻的学者。正如郎教授自称的，他喜欢做明星的感觉。
郎教授当然知道他自己的看家本领是学术研究，而那是不能让他成为明星的。于是，他选取了一个能经世济国的话题来“开炮”，那篇题为《在“国退民进”盛筵中狂欢的格林柯尔》的文章便是。在引起当事人强烈反弹后，郎教授更高调回应，誓言捍卫学术尊严。与此同时，“理论旋风”、“郎式研究”之类的赞语不绝于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