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主流经济学界，茅于轼算得上是一个敢说真话的人。当然，敢说真话未必就等于说的是正确话，错误的话也可能是真话。说不说真话是道德和人格的问题，而说没说正确的话则是一个水平的问题。
茅于轼曾经在多个场合和采访中谈到了房地产问题，在最近一次接受《博客中国》的专访中，他又一次暴出了“不赞同建经济适用房”、“经济适用房是政府强加给穷人的特权”、“房价高涨是由市场主导的”等等言论。
老实说，依茅于轼一贯的作风，这些高论确实是茅于轼的肺腑之言，没有半点作假的成分在内。很多媒体或人士都认为茅于轼是在为房产商代言，或者是被媒体或房产商误导了，这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还有人认为茅于轼在一次访谈中赞同了房产商任志强的观点，就认为茅于轼的屁股是坐在任志强这一边的。这种说法也只是一厢情愿。茅于轼作为一个一贯以敢说真话著称的经济学家，在七老八十的时候尽管可能糊涂，但也不可能糊涂到随意出卖自己人格和道德的时候。有些人在年轻的时候作恶多端，但到老的时候却幡然悔悟，何况茅于轼在年轻的时候还没有作恶多端呢。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茅于轼的人格和道德出了问题，而在于茅于轼仅仅是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身份在说话。但是，茅于轼可能是真的老糊涂了，有时在遇到一些纯经济学问题的时候，他是真的很睿智，但是，当在遇到一些经济问题的时候，茅于轼就犯糊涂了。
经济学问题是一个理论问题，但是中国的经济问题却是一个现实问题，经济问题当然需要经济学来解决，但仅仅用经济学是解决不了中国经济问题的。
中国的房地产问题显然也不仅仅是个经济学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仅仅用纯经济学的思维和理论是根本破解不了中国房价上涨之谜的。茅于轼反对“经济适用房”，从经济学角度说，这是没有错的，因为经济适用房的确是政府在推高房价之后，为了适度稳定社会和民生，所“恩赐”给穷人的一个特权而已，但是这个“恩赐”是存在几个问题的：一是这个“恩赐”是一种纯粹的政府和特权行为，而非市场行为，不符合经济学规律；二是这样的“恩赐”其实并不是“恩赐”给穷人，而是“恩赐”给那些接近于买得起房的工薪阶层，真正的穷人是连经济适用房都买不起的。茅于轼从经济学角度得出这个结论，与我的思路完全一致。其实，从这个角度说，如果在这样的条件下搞经济适用房，那么，到最后，买得起房的不但不是穷人，反而可能是大批的富人，这势必会造成愈来愈严重的等级分化。无论房子再经济再适用，对于买不起房的穷人来说，均无二致。从这一点来说，茅于轼能力排众议，在年届八十的时候仍然敢于说出自己的真心话，比起那些既无水平、又没良知的经济学家来说，他的确是一个清醒的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