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韩非子 法治 制度思想
韩非子秉承了其师的“性恶”论，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以“严刑”、“重罚”的“法治”制度思想来对治儒家的“德治”、“仁政”制度思想。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故圣人化性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性恶》）“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道者，进则近尽，退者求节。”（《正名》）人之得以为善，是因为可以通过后天的“化性起伪”，而“由伪起善”；可以用礼义的规范化将人的欲望予以适当的节制和诱导。“发乎情，止乎礼”。而韩非则云：“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故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八经》）即谓，在肯定人之本性的前提下，范之“赏罚”之法度。进而言之，鉴于人性之恶，必须以法治之；此乃是韩非子“法治”制度思想之立论所在。这一“礼”与一“法”，虽然就人性之预设相似而规范人性之范式大异其趣，于是乎儒法便在此分道扬镳了。韩学之于荀学，虽仅限于“法”与“礼”之间一字之差，似乎仅在一步之遥，却已是百尺竿头了。荀子将孟子的“性善”论扬弃而成“性恶”论，因而成了孔孟之道“教外别传”的一代大宗，而韩非子则别开生面，弃礼图法，成了法家的集大成者。郭沫若先生在其《十批判书》中指出：“法家导源于儒，商君的主张耕战其实也就是孔子的‘足食足兵’，而法与礼在本质上也并没有多么大的差别。”（《韩非子的批判》）是也？非也？在此聊备一说，权当一种证伪之论。韩非整合了商鞅之“法”，申不害之“术”以及慎到之“势”；以法为中心，将“法”、“术”、“势”、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君主集权专制的制度思想。想当年，商鞅以其“霸道”说服了秦孝公，使秦阔步崛起而成为当时列国之雄，迎合了“定于一”的天下大势（参见拙文《论商鞅变法与制度创新》）。而韩非子却以“帝道”博得秦始皇的青睐，为中华帝国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他不仅是先秦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而且是我国历史上君主集权专制制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将自己的制度思想之实现寄厚望于秦国：“夫慕仁义而弱乱者，三晋也。不慕而治强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毕也。”（《外左上》）“忠劝邪止而地广主尊者，秦是也。”（《饰邪》）将“霸道”向“帝道”的推进，是韩非的制度思想的一大创新，故秦始皇对其著作大为激赏，曾感叹：“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