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历来有一个传统，那就是帮派意识、朋党意识。《大明王朝》里清官海瑞的上司、户部尚书赵贞吉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官员，他深谙中庸之道，做官做得滴水不漏，是很多现代官员的明代版典型。在海瑞上书嘉靖惹怒嘉靖时，迫于太监总管陈洪的压力，由他主审自己的下属海瑞，当他问到与海瑞相交甚深的王用汲是否与海瑞有同谋时，王用汲说海瑞上书嘉靖并未与自己商量，海瑞怕连累自己，反倒让自己的这个朋友王用汲离开京城，也就是说，海瑞向嘉靖皇帝上逆书根本与王用汲无关。但是，这个赵贞吉为了自保，却强行地说，“朋，党也”。同样将王用汲定了罪。这是典型的欲加之罪，也是中国官员中典型的朋党意识。
中国官场朋党意识的形成，一是官员为了自保，而自己所结成的一个帮派，作为一个互相保护的保护伞团队，也就是结成一个利益集团；一是有志同道合的人结成一个帮派，以发出声音。当然，正面意义的“朋党”其实是无可厚非的。
今日中国之官场也好，学界也好，皆朋党也。且习惯于以“左”、“右”阵营划分，一左一右，左者左得厉害，右者右得厉害。左右势不两立，互相攻击。古代官场或学术界，并未有今日之“左右”之争，但亦有清流浊流之分，浊流危害国家和社稷，荼毒百姓，落得千古骂名；清流妄议朝政，表面正义凛然，实则苟且偷生，为的是落得千古好名声。而真正的清官却既不是浊流，也不是清流，而只有一个党，那就是自己。海瑞即是如此。
今日之中国学术界，以“郎顾之争”为起点，以“物权法”之争为高潮，左右两派均各执一词。其实，学术争议是假，话语权争夺倒是真。右派极力主张私有化和市场化，主张产权改革，左派极力主张公平和正义，反对私有化和市场化。左派义愤填膺，右派振振有辞，左派掌握着意识形态话语权，而右派则掌握着经济话语权，其实，还是秦晖看得明白，一语道破天机：“中国的东西，就是用左的东西来压迫你，用右的东西来剥削你。”真可谓一针见血！
中国的左右之争由来已久，但改革之后的左右之争表现得最激烈的时候则是自“郎顾之争”开始的，后来又掀起了“刘旋风”（即刘国光对改革的反思和批判）。实际上，关于经济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国企改革等等，左派和右派也都陷入了无谓的争论之中去，当然，左派和右派的观点和立场都不能一概否定。左派有左派的话语权，右派有右派的话语权。左派主要是以接受过系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训练的具有教条思维的知识分子为主，左派在普通老百姓和部分网络愤青中有很多支持者，中国民众中的民粹主义大多都具有一点左的倾向；而右派则主要以系统接受过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此类人大多是体制内的学者、经济官员和知识分子，大多具有经济自由主义倾向，右派的力量在很多青年知识分子中比例较多，他们都痴迷西方古典自由市场，迷恋哈耶克、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但看问题过于学究气，把西方经济学奉为经典，用来指点中国的经济江山，却时常碰壁。殊不知，中国的很多经济问题都不是用纯粹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就能解决得了的，中国当然需要纯粹的经济自由和市场自由，但是，问题就在于，当下语境的中国，能有纯粹的市场和自由的市场吗？很多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在一个纯粹的市场自由的真空中高谈阔论价格机制、供求关系、利率机制等等，认为涨价都是市场的自由调节，与政府没有多大关系，但是，运用这些经济学原理，却怎么也解决不了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就是因为他们把中国看成了是一个绝对市场自由的国家，他们只会认为，中国的经济问题应该由市场来自发调节，而不需要国家和政府的行政干预，这当然是对的，因之，市场上所出现的各种合理的不合理的经济现象，就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了，是市场主导的结果。殊不知，这恰恰是陷入了经济自由主义的误区，说白了，是对经济自由主义半通不通。也有一部分经济官员认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所造成的贫富差距也是自然而然的，只要追求效率，就必然会有贫富差距，也会有阶层分化。部分官员的言论，其实恰好把很多自以为懂经济自由主义的所谓的自由主义者给蒙住了，让他们天真地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应该是这样的。于是，主流经济学家就会说一些天真的书生气十足的话，还煞有介事地搬出一些经济学理论来，殊不知，老百姓可不懂经济学，没有这么理性，老百姓只会知道自己有没有饭吃，怎样讨饭吃，不但不会买主流经济学家的账，而且还会把一切账都算到他们头上，认为他们为特殊利益集团代言，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帮凶。自己被怎么冤枉的都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