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再伟大的人，一生都难免说错话，但要达到开口即错这个境界，还真需要一番不简单的修炼，为中国公众所熟悉的茅予轼，近来突然变得很活跃，一再向我们展示他已经差不多修炼到了这一“不简单”的境界：继不久前置基本的经济逻辑不顾，硬生生把“有降低市场门槛功能”的单位自建房斥为“开历史倒车”、“这种做法很危险”后，昨天又借一媒体之口，高喊要“保护富人”，并称“只有保护好了富人，穷人才能变富”。
我不竟有些莫名惊诧：茅氏缘何突然提出这个命题？莫非有谁在“迫害富人”了？仔细阅完全文，我止不住洒然一笑，原来茅氏又玩弄了一回伪命题，他从头到尾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有哪个机构、群体或个人在“迫害富人”。
不过，茅氏提出问题的方式倒很有一番考究，他首先提出了为社会病垢的“富人犯罪多发性”这一热点问题，随后开列了这样一个公众心理路径：“30多年前，全中国没有一个富人。那时，北京只有唯一的一辆私人小轿车——周总理特批给梅兰芳的。然而到了今天，全国有近千万能买得起小轿车的富有阶层。
于是不少人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积累起这么多财富，不靠剥削，没有不正当收入，怎么可能？因此，就这样产生了大家经常议论的企业家第一桶金的合法性问题”。
这个逻辑预设，多少显得茅氏有些无耻，因为第一，关于“富人为富不仁”的社会心理，并非基于此。第二，这一逻辑预设，把此前社会公众一个严肃的话题变得委琐和阴暗，使其具有了明显的非理性色彩。
时间长短与财富多少之间有必然联系吗？没有，茅氏听说过有多少中国人在骂比尔·盖茨？如果按时间长短来看，他短时间累积的财富，非任何一个中国人能比，但国人鲜有骂这个一夜暴富的传奇人物；茅氏有听说多少中国人在骂刘永好？他曾是中国第一富豪，从时间上看，与国内其他富豪比，他在最短的时间内积累了更多的财富，可是刘永好并没有成为谁的靶子。
那么，茅氏为什么会把社会心理往这一路径上引呢？原因很简单，就是他想回避另一个具体问题，就是一些富豪富起来的方式。最近几年，关于各路富豪通过行贿巧取豪夺，大肆瓜分国有资产的报道，时有所闻；关于一些低素质富人的嚣张与飞扬跋扈、做出令人齿冷的事的传言，不绝于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