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8月18日那场研讨会的参与者，我以为，这场由茅于轼先生率先挑起的、关于“保护富人”的讨论，会随着他道歉性的总结进入理性反思。比如他的总结推翻了此前自己陈述的“为穷人说话是害了穷人”的观点，表白自己“其实主要是在为穷人说话”，并称那些观点是自己随意写的等等。我把这些陈述当作一个老人矜持的致歉。出于一种善意，我甚至还揣摩那些建议茅于轼先生“去网上看看反应的朋友们”，在看了研讨会发言记录后，会多多少少检点一下自己的不智。因为整场研讨会，众多批评者从逻辑、市场、学理、现实、历史等多个角度，对茅于轼先生的错误言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分析，而且更重要的是，言论者本人也当场委婉表达了自己观点的不当。
没想到这些言论陆续公开后，一干跳梁小丑先后跳出来，有的象告密者那样高喊“小心为穷人说话的人”，有的要对反对者作社会病理分析，还有的则高深莫测地表示“少数人在挑拨阶层关系，煽动社会仇智仇富”。
诸如此类的奇谈怪论，让我惊讶之余不禁愕然：可以说，“帮贫扶弱”作为一种美德，早在几千年前就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共识，连封建社会都认同为穷人说话的正当性，为什么当下的中国，针对这个问题，有人竟会摆出一个大义凛然的甫士，言之凿凿地声讨“为穷人说话”的道德价值？为什么“为穷人说话”包含了一种“需要分析的社会病理”？甚至“为穷人说说话”就是在挑拨社会仇恨？究竟是种什么样的力量？让这些丧失了起码常识判断的人有胆量喊出这种明显反文明的口号？
这一干人急不可耐地跳出来，仅仅是为了维护一个被他们定义为“干了不少实事”的老者的尊严吗？
事情不那么简单，这场争论的背后，其实关系到对此前改革的评价、中国社会未来构架等重大问题。某种意义上，这是新自由主义者在主导了中国改革近30年后的最后挣扎，或者是新自由主义者的图穷匕首见之举。
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是共同富裕，但是，由新自由主义者提供的改革方案，却导致中国在短时间内发生了严重的贫富分化，社会财富以惊人的速度集中——一个通行的说法是，目前，中国80%的财富集中到了20%的人手中。当绝大多数人都开始在自己的生活中具体承受生存的压力的时候，此前具有绝对权威、用以承载中国改革梦想的“市场经济”，遭到了公众的前所未有的普遍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