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政治与亚洲大战略
艾希礼·泰利斯
【本刊讯】设在西雅图的一个美国跨党派的非营利研究机构《国家亚洲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NBR）本月发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该局战略亚洲项目研究部主任艾希礼·泰利斯撰写的一篇论文，题为《国内政治与亚洲大战略》，全文如下：
概述
国内政治长期以来一直被看作一国的大战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驱动因素。从西方的修昔底德斯到东方的考底利耶(Kautilya 或Chanakya，公元前4世纪古印度政治家、哲学家，婆罗门，曾协助旃陀罗笈多一世建立孔雀王朝。擅长权谋，后人称之为“印度的马基雅维利”——本刊注)，一国国内政治的特性——可以理解为包括从其历史、意识形态和经济安排到政治制度的一切——被看作其国家目标的主要决定因素。鉴于这些目标只能在考虑到其它国家的目标——也决定于其自身的历史、意识形态、经济安排和政治制度——的情况下实现，所以国内政治也被认为影响着国际体系的性质。这种观点在修昔底德斯的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得到精湛的论述。由于这部杰作断言，雅典与斯巴达冲突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国力的增强，以及这在拉凯戴孟（斯巴达之古名——本刊注）引起的恐慌，”所以它常常被视为“系统性”现实主义的顶峰。尽管如此，人们经常忽略的是，虽然修昔底德斯提供了有关这场冲突的最著名的“结构性”解释，但他却在国内政治的核心条件，尤其是雅典的斗志昂扬和斯巴达的消极态度中察觉到其原因。这些内部特性界定了两国的“大战略”，从而为修昔底德斯称之为“独特战争”的这场危险斗争创造了条件。
把国际关系和大战略当作国内政治的结果来理解的这种做法一直是政治学的一项悠久传统的一部分。在新现实主义问世以前，这一传统是解释国家行动的主要方式。在修昔底德斯以后，一系列著名的西方政治理论家——譬如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奥古斯丁、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康德和柏克等——以及考底利耶等东方理论家都以不同的方式争论说，只有透过“政权”的棱镜才能了解国内和国际政治生活。经过夸大的政权——就是指与一国的权力分配相关的价值观与结构——提供了人性得以自我表达的途径。人类的这种表达总是在一国的“大战略”中找到明显的方式。这种战略可以理解为政治家采取的方略，以组织一系列国内和国际资源，最起码是为了形成本国的安全。影响这种大战略的无疑将是对邻国的国力、利益和目标的看法。然而，这些实际情况只有作为本国国内政治，换言之就是作为这些政权的战略选择，才是可以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