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第四个长波下降期看“东亚奇迹”
虽然人们往往把1973年的石油危机看做战后西方国家“黄金时期”结束的标志，但实际上，经济衰退的步伐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开始了。与1920年-1929年的衰退周期类似，1966年-1973年间，也同样出现了耐用消费品的大量生产和基础部门的过度扩展。1967-1974年间西方国家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平均仅为79%。欧共体1980年的钢铁产量比1974年的顶峰时期低18%。世界航运业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1978年跌到了57%。到1981年时，欧洲炼油业的过剩生产能力达到了40%[1]。这两次衰退都出现了大规模的企业兼并浪潮，这反映了企业通过多样化经营而不是自身的研究和技术创新来重获新生的意图，而这些都是扩张趋于结束时的特征。
为摆脱这种低增长困境和应对新的生产过剩（在新时期表现为资本过剩），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通过制度创新等来为新的基本创新积蓄力量，另一方面进行资本和技术的对外扩张。美国以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为“契机”，以经济援助、军事援助等形式向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进行生产能力转移。战后的日本面临重建，亲美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普遍面临工业化问题，因而，美国适时地抓住了这一机会来扩展自己的全球市场。
在这一资本和技术对外扩张过程中必须充分认识到日本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对于东亚而言，日本的地位非常特殊，由于战前就已经完成了产业革命，所以战后面临的是“重建”，而不是“工业化”问题。从而，在美国援助的支持下，日本经济很快就得到了恢复，并迅速转向了“出口导向”。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日本已经恢复了自己的生产能力并且开始向外输出，与成本降低的要求相适应，产生了独具特色的以下包制为特色的丰田生产方式。由于文化上的亲和性和地缘上的临近，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与“能力输出”和进一步的成本降低相适应，这种分包网络从日本国内进一步扩展到了东亚其它国家地区，从而最终导致了东亚梯形分工体制的形成。因此，在美国积累体系的东亚扩展进程中，日本实际上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中间人”角色。
可以看出，正是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低迷，给东亚的兴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东亚国家与地区普遍市场（国内）狭小、资源贫乏，并且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所以，东亚国家要想取得“跨越式”的发展，一方面要从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和引进技术，提高产业水平；另一方面又要将资本品与国内廉价生产要素相结合，向发达国家输出廉价制成品，从而提高收入，完成积累，并满足进一步投资的需要。与此同时，由于资本短缺，储蓄不足，引进外国资本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而20世纪6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国际经济环境，恰好提供了这三个条件。东亚国家与地区抓住这一机会，普遍建立起了一种基于上述条件的“大进大出”的贸易格局。尽管这本身是西方国家为了延缓自身危机的一种手段，但也应该看到，正是因为借助了这一有利背景，东亚国家的地区才“从容不迫”地实现了产业升级和高速增长[2]。东亚国家和地区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GDP的年均增长率高达9.8%，远远超过了其它发展中国家，创造了世界有目共睹的经济奇迹[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