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和启示
综观世界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是一种常态。阿根廷经济学家劳拉.普雷维什从国际贸易角度提出了“中心—外围”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在战后建立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中，由发达国家组成的中心国家处于主宰地位，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外围国家处于依附地位，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使外围国家贸易条件在不断恶化[1]。
把长波运动引入到“中心—外围” 理论就可以从技术创新角度解释发展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从战后的世界经济格局来看，美国和西欧发达国家始终占领着科技创新的中心，日本则更多地处于“成功模仿者”和“中间人”的位置上（可视为“准外围”），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是实质上的外围。当发达国家陷入“技术僵局”和缓慢增长的阶段时，便有了伴随着过剩资本的“成熟技术”的向外扩散，它在主观上是为了转移“过剩”以及投资获利，但在客观上也使外围得以缩小与中心的差距；而一旦新的创新高潮在发达国家兴起，则造成了“体外资本”和利润的回流以及要素的国内动员，传统产业得到新技术的改造，效率提高，重现活力。在这种情况下，“外围”国家地区的产业升级受到阻碍，外来投资减少，在传统产业方面原有的要素优势丧失，导致出口下降。从而，再次落后于发达国家，再次成为产品倾销市场（如信息产品），只能等待新技术“成熟”后的扩散。这样，“外围”国家在“中心”国家陷入“技术僵局”时为其提供市场和比较成本优势，帮助“中心”国家熨平危机、积蓄力量，而在“中心”处于“创新高潮”时，则又被甩到了后边，要想实现新的追赶，就必须用刚刚积累的财富去获得新的“创新扩散”。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一味地依靠模仿和跟随发达国家的战略，即使在短期内能够取得成效，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从长期来看让有被“外围化”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