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ple,interest rate and others
摘要：根据流水生产模型，乘数是社会分工程度的量度，利率是生产管理过程中的期量标准，企业的边界取决于闲置设备、人员等的机会成本，商业周期取决于产品的生命周期。
关键词：流水生产模型、乘数、利率、机会成本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assemblyline model, the multiple is the measurement of the degree of society division .The interest rate is a period- quantity standard in production process, The bounda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 is decided by the opportunity cost of idle equipments, personnel...etc., The commercial cycle is decided by the life cycle of products.
Keyword:The assemblyline model, multiple, interest rate, opportunity cost
Keyword:The assemblyline model, multiple, interest rate, opportunity cost
在经济学中，乘数效应，更完整地说是支出/收入乘数效应，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概念，是指支出的变化导致经济总需求与其不成比例的变化。这一概念通常与凯恩斯经济学相联系，其他一些经济学学派低估或否认这一效应对于宏观经济的作用。乘数概念最初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卡恩在1931年提出的，后来被凯恩斯加以利用，用来说明收入与投资的关系。投资乘数是指收入的变化与带来这种变化的投资支出变化的比率。
其他一些经济学学派之所以低估或否认这一效应对于宏观经济的作用，是因为乘数效应的原理是不明确的，概念也是模糊的，其论证也有循环论证的嫌疑，而其所提政策主张的实际效果则与其理论推导不符，如按其推导，封闭经济的乘数效应大于开放经济的乘数效应，实际情况则与其相反，再如凯恩斯认为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收入中储蓄所占比重会愈来愈大，这个结论与西蒙•库兹涅茨的长期平均消费倾向不变的统计观察相矛盾。而其主要主张则与其理论风马牛不相及，如其赤字财政、福利措施和适度通货膨胀的政策，因为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都实际减少了居民的货币资金，降低了居民的购买力，实际降低了消费倾向，按照其理论应降低国民收入水平，至于采取对富人征税救济穷人的福利措施倒是符合增加消费倾向以增加国民收入的理论，但一定时期国民收入是一定的，增加了消费就减少了投资，与投资乘数效应又不符了。
那么，我们是否要全盘否定乘数效应理论呢？本人认为不必要也不可能。因为凯恩斯理论逐渐政策化，并为有关的政策执行部门所应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实现了“充分就业”和“稳定中求发展”，并逐渐熨平和减少了商业周期的危害。我们所要作的，是探求其财政货币政策成功背后的真正原理，并探求更好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可能。
我们都知道国民收入是生产出来的，是劳动创造的，凯恩斯乘数理论的政策主张成功的地方在于扩大政府支出以组织生产，提高国民收入，但其理论却与生产无关，而是以什么消费倾向、储蓄倾向、进口倾向等不着边际的概念来进行循环论证，当然使人不知所云，因此，本人就猜想，我们何不直接从生产理论入手来探讨政府支出与国民收入的关系呢？
《孙子兵法》说：“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刑名是也”。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治理人数众多的军队，如同治理人数少的军队一样，关键在于抓好组织编制；指挥众多的军队战斗，同指挥少量的军队战斗一样，关键在于抓好通信指挥。在经济管理领域也是如此。
我们都知道，企业生产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工序，加工对象依次通过各加工工序，最终形成企业产品对外销售，国民经济生产组织的基本单位则是企业，加工对象依次通过各行业企业的加工，形成最终消费品供居民消费，如农业科学家生产优良棉种，农民生产棉花，棉纱企业加工成棉纱，织布企业加工成布匹，成衣企业加工成衣服等等，而且各企业产品的增加值总和构成国民收入；企业的生产是通过下达生产任务单的形式进行，国民经济的生产组织则是通过货币的流通来进行，本人在《货币的本质》一文中已经指出，货币就是社会管理部门的命令。这样，国民经济的生产组织与企业的生产组织就完全具有了可比性，我们可以以企业的生产组织过程描绘国民经济的生产组织过程。
从事过企业生产管理的人都知道，合理组织生产过程的基本要求是：生产过程的连续性、生产过程的平行性、生产过程的比例性、生产过程的节奏性和生产过程的适应性。作为国民经济的生产组织显然比企业的生产组织要复杂得多，其产品也广泛得多，但仍然需要满足这些要求。
在企业生产组织过程中，生产过程必须与产品相适应，对于单件小批产品必须根据产品特点设计特定工艺流程，而对于大批大量产品，则可以组织生产流水线，以提高生产效率。在国民经济生产中，除了绘画、小说、音乐等艺术品是单件小批之外，大多是大批大量产品，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设计流水线来进行国民经济的生产。
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我们假定：
1.国民经济的生产严格按照强制节拍流水线的组织形式进行生产；
2.流水线节拍等于居民的消费节拍；
3.政府财政收入等于财政支出，等于土地、矿山等生产要素的价格，且等于c；
4.各企业的增加值率相等且等于i（增加值=工资+税收+利润=劳动的价值）[1]；
5.一国企业的层级为n,也就是说从最初投入到生产出供居民消费的产品要经历n个相应企业的加工，即加工深度为n。
6.企业间的交易通过国家的无息贷款进行。
有了这些假定，我们来看看国民经济的生产过程：
政府投入c单位的生产要素，第一层级的企业请求c单位贷款，第一层级的企业进行生产，产出物为c（1+i），增加值为ci，卖给第二层级的企业进行加工，第二层级的企业请求c（1+i）单位贷款，产出物为c*（1+i）2，增加值为c(（1+i）2-（1+i）)，再卖给第三层级的企业进行加工，第三层级的企业请求c*（1+i）2单位贷款，产出物为c（1+i）3，……一直到卖给第n层级的企业进行加工，产出物为c*（1+i）n，增加值为c(（1+i）n-（1+i）n—1),国家共发行和收回货币c（1+（1+i）+（1+i）2+（1+i）3+……（1+i）n-1）=c（（1+i）n-1）/i，此时国民经济生产过程完成，国民生产总值为c（1+i）n，国民收入为c(（1+i）n-1)，而政府通过税收征收c单位，通过投入消费c单位，居民消费其收入c(（1+i）n-1)，两者的和恰好等于国民生产总值c（1+i）n，也就是说生产与消费处于平衡状态，社会生产可以连续进行。
这样，政府进行财政支出、投放货币的过程也就变成了进行国民经济生产组织的过程，组织财政收入的过程也就变成了了解生产状况并进行调整的反馈控制过程，财政体制也就不再仅仅是简单的收入分配制度，而是一个国民经济的组织领导体制。
而政府要提高国民收入，就必须采取提高政府支出c、增加加工深度n、提高增加值率i等几个措施。而增加加工深度n、提高增加值率i，则依赖于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其难度是比较大的。政府在进行国民经济计划时可以做的，就是提高政府支出。
而提高政府支出又有两条途径：一、赤字财政；二、加税。二者的效果是一样的，但增长的方式、影响时间都不一样。我们不妨进行一下理论计算。
上述假定中实际上暗含着一个假定，那就是税率不变，根据社会交易总值=c（1+（1+i）+（1+i）2+（1+i）3+……（1+i）n）=c（（1+i）n+1-1）/i，税额等于c，我们可以得到税率=i/（（1+i）n+1-1）（如果按照增加值征税，则税率=1/(（1+i）n-1)），如果实行赤字财政，譬如说支出由c增加到（c+d），国民收入为（c+d）（（1+i）n-1），其影响仅及于当年，如果每年都以等额的赤字d实行投入，则国民收入将以等差级数增长；而如果我们实行加税的政策，上一年财政收入为c，今年开始加税，由原来的税率i/（（1+i）n+1-1）改为（1+g）i/（（1+i）n+1-1）（如果实行增值税，则由原来的税率1/(（1+i）n-1)改为（1+g）1/(（1+i）n-1)），则今年财政收入变为c（1+g），第二年财政收入变为c（1+g）2，……第n年财政收入变为c（1+g）n，相应地，会使国民收入以（1+g）的比例成几何级数增长。
当然，上述所有提高国民收入的措施，都以存在未就业的人口，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不存在劳动力的限制为前提。
同时，税率的增加也不是无止境的，有它的合理边界。因为税率过高会导致地下经济泛滥，偷税漏税盛行，从而降低财政收入，加大组织财政收入的成本，而且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部分是用于低收入人群的社会福利，如果他们参加工作得到的收入还不如享受低收入人群的社会福利得到的多，那他们就会宁愿失业而不愿意找工作了，提高国民收入的愿望当然也就落空了。
而且税率与加工深度n、增加值率i有关，在这两个因素变化时，我们的税率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可见，本人的模型较好地解释了乘数效应和凯恩斯的财政政策，使乘数(（1+i）n-1)变成了社会分工程度的量度，并与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结合起来，甚至我们可以应用此理论，根据各行业加工深度、增值率的不同制定差别税率，比较符合我们的实际，也没有提出那种小孩砸玻璃刺激消费的所谓措施，在本人看来，那不过是糊弄二傻子的玩笑。而且本人也不主张无原则地减税、实行赤字财政以刺激经济，与凯恩斯经济学又有原则性的不同。那么，此模型是否解决了组织国民经济生产的所有问题呢？当然没有，因为上述模型的假定与国民经济生产的实际状况相差甚远，因此，我们必须对模型进行适当的修正和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模型的第1个假定是：国民经济的生产严格按照强制节拍流水线的组织形式进行生产，第6个假定是企业间的交易通过国家的无息贷款进行。如果国民经济的生产严格按照这些假定进行，则货币只是覆盖于实物经济之上的一块面纱，在一个生产周期中国家发行多少货币就收回多少货币，就象企业生产中已完成的计划对下期计划没有任何影响一样。
同时，由于国民经济生产的连续性，国家将始终存在等量的货币在周转流动，按照模型的假定，货币流通量等于c（（1+i）n-1）/i。大量存量货币的存在使商业银行的产生和存在成为了可能。
然而，从事过企业生产管理的人都知道，强制节拍流水线的生产计划是最好做的，是生产计划的理想状态，一般企业的生产计划是非常复杂的，因为生产过程中总是存在最佳经济批量的问题、缺货等待和积压等待的问题，各项生产过程的节拍是不一致的，模型的第二个假定认为流水线节拍等于居民的消费节拍也是不符合实际状况的，如农民生产粮食是以年为周期，而居民消费是以餐为周期的，飞机、房屋、设备的生产是以数年为周期，而其消费则是几十年的过程。生产计划人员为了保证生产过程的连续性，总是设计一定的周转占用量和保险储备量，从而使企业的缺货等待问题演变为社会的积压等待问题。
而国民经济的生产过程本质上是连续的，积压与缺货问题只是生产过程的暂时中断，而且这种连续性使得积压与缺货问题变成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有缺货就有积压，有积压就有缺货，缺货的企业持有货币，积压的企业持有存货，而且由于社会生产的复杂性，任何一个企业都同时存在积压与缺货问题，也就是说同时拥有存货与货币（除了完全自给自足的农民、渔民以外），于是实际流通中的货币就大于理论货币流通量，货币增量就成为了国民经济生产过程中断程度的量度。
而有增量货币就有增量存货，增量存货的存在无疑是一种浪费，这种浪费就是一种机会成本，设货币流通量等于（1+f）c（（1+i）n-1）/i，即增量货币流通量等于fc（（1+i）n-1）/i，其机会成本等于增量货币在理想状态下能够产生的国民收入，即等于（c（（1+i）n+1-1）/i）/（ c（（1+i）n-1）/i）*fc（（1+i）n-1）/i
= fc（（1+i）n+1-1）/i，如果分配到各层级企业，就等于使社会的增加值率由i降低为i/（1+f），为了加速生产过程，国家货币不再无偿提供，而是以增量货币的机会成本，即增加值率降低fi/（1+f）为利率（相当于通常所说的贷存款利率之差）予以提供，这就是利率的由来。
大量流通的货币和货币利率的存在，使商业银行的产生成为必然。根据上述推导，国家只需投放（1+f）c（1+i）n-1的货币（实际上货币投放量可以小于这个值，只要s级企业的货币流通量c（（1+i）s-1）/i不小于c（1+i）n-1，则投放（1+f）c（1+i）s-1的货币就可以了，本文为了直观，采用此值）就可以经过银行系统产生（1+f）c（（1+i）n-1）/i的货币流通量和c（（1+i）n-1）/i的社会交易量，则货币乘数等于（（1+i）n-1）/ i（1+i）n—1。
可见，利率是国民经济管理过程中的管理手段，它类似于生产管理中周转在产品占用量等期量标准。其产生的原因在于各生产过程及生产与消费过程的节拍不一致性。庞巴维克提出时差利息论，认为人们主观评价的差异产生利息，那不过是毫无根据的猜想。至于维克塞尔提出自然利率的概念倒是科学的，因为资本品的生产与消费节拍是不一致的，如果以1年为周期的话，存货增量主要是资本品产生的，而且自然利率与货币利率不一致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因为实际的存货周转占用量与期量标准不一致是经常发生的，以此为基础的累积过程理论当然也是科学的。
而且税率、利率都与增加值率i有关，这就要求它们应该由统一的部门进行确定，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该协调一致，西方经济学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割裂甚至对立起来是根本错误的。
利率与增加值率i有关则要求根据生产实际确定利率，西方经济学不明白这一点，显示了西方经济学的浅薄，而美国格林斯潘应用这种浅薄的理论指导美国经济，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造成美国经济的虚假繁荣，最终导致次贷危机，这种理论难辞其究。
而货币乘数则与增加值率i、加工深度n有关，则西方经济学关于银行创造货币的学说是错误的，其实不是银行创造货币，首先是国家央行的货币投放创造货币，也就是国家计划创造货币[2]，其次是不同层级的企业创造货币，如果在经济危机时期，企业存货积压，纷纷倒闭破产，银行产生的只有坏帐和通货紧缩，从而导致银行破产与金融危机。
而且货币乘数与加工深度n有关还说明了降低利率会导致银行利润降低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加工深度n增加会增加贷款总量，银行利润并不一定会因为降低利率而降低。
当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产生是以货币是有权机关的命令为前提的，货币具有主观性的特征[3]，货币本身并不是实物资产，就象我们能够根据饼的模样画出饼来，但画饼却不能充饥一样，货币、货币乘数、利率如果离开现实的社会劳动生产过程，就会变成毫无意义的概念，美国以住房贷款作为抵押发行大量债券造成世界范围的次贷金融危机，就是因为其货币政策脱离了现实的社会劳动生产过程，把货币当作了实物资产，从而引起了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兵法说：“军争为利，军争为危。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脱离现实的社会劳动生产过程，把货币当作实物资产，就是委军而争利。
同时，本人这样说也并不是对美国金融创新的否定，如果美国在金融创新的同时能够提高利率并实行价格管制措施，避免因房地产价格大幅上升导致的拒绝还贷，加强金融监管，拒绝无还贷能力的人贷款，同时开放贸易壁垒，则美国的生产能够扩大，坏帐不可能产生，房贷美与房利美的国有化和雷曼兄弟的破产都可以避免，世界都将因为美国的金融创新而获益。人们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纷纷对美国的金融创新提出质疑，无怪乎北宋武学博士何去非在《何博士备论•李陵论》中说：“贾复，中兴之名将也，世祖以其壮勇轻敌而敢深入，不令别将远征，常自从之，故复卒以勋名自终。盖壮勇轻敌者，可以自从，而别将远征之所深忌也。观贾复之所以为将，无以异于陵、广也，而世祖不令别将远征，常以自从者，是明于知复，而得所以驭之之术也，故卒收其效而全其躯，不然，则复也，亦殒于敌矣。呜呼！任人若世祖者，几希矣。”
前文述及，大量流通的货币和货币利率的存在，使商业银行的产生成为必然，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企业和居民为什么要把货币存入银行呢？银行没有存款就不能发放贷款，没有贷款就不能产生利润，银行怎么能够产生呢？这个问题是很好回答的。
根据前面的论述，流水线生产与消耗节拍不相等，因而产生了利率即在制品占用的期量标准问题，而我们如果进一步分析各生产与消耗的节拍又可以发现，生产与消耗节拍不相等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即生产节拍大于消耗节拍，生产节拍小于消耗节拍。在生产节拍大于消耗节拍的情况下（如粮食等的生产与消耗），为了社会生产的连续进行，必须在生产的开始阶段进行在制品的储存，要求生产的增加值率高于生产节拍等于消耗节拍情况下的增加值率，因此而产生的增加值率增加我们称为储蓄存款利率，此时生产企业拥有存货，而消耗企业和居民拥有货币，如果存入银行，银行支付存款利息，消耗企业和居民当然愿意。在生产节拍小于消耗节拍的情况下（如固定资产、房屋等的生产与消耗），为了社会生产的连续进行，必须在消耗的开始阶段进行在制品的储存，消耗企业和居民向银行贷款，因此而产生的增加值率降低我们称为贷款利率，而且因为生产节拍小于消耗节拍，在制品必须长期占用，使得贷款利率远大于储蓄存款利率，此时消耗企业和居民拥有存货，而生产企业则拥有货币，如果存入银行，银行照样支付存款利息，于是银行在两种情况下都能获得存款，只要能够在保证支付的情况下把存款贷出去，银行就能获得利润，这样现代银行体系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现代银行体系的产生减少了央行的货币投放，促进了生产的连续进行，并加强了对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降低了社会生产的成本，起到了国民经济生产管理系统的作用，因而现代银行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然而，银行产生之后是作为一个特殊的企业来存在，本身不具有社会管理的职能，如果银行为了获利把所有存款都贷出去，就有可能发生支付风险；如果随意提高贷款利率或压低存款利率，就有可能降低人们存贷款的意愿，从而妨碍社会生产的连续进行，并增加社会生产的成本。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就要求中央银行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存款准备金率以保证支付，确定存贷款利率以规范银行的运营。
理论上讲，准备金率应等于货币流通量增加率f/（1+f），等于贷存款利率之差与增加值率的比率，因为在社会生产进行的过程中，总是存在f/（1+f）的存货在周转流动，需要相应现金准备交易。如果准备金过高，将影响资金的流动性，阻碍生产的顺利进行，如果准备金过低，将发生支付风险，甚至引起银行存款的集中提取，引发金融危机。
如果把确定存款准备金的原理应用于对外贸易领域，我们就可以确定合理的外汇储备额，以保证对外贸易的顺利进行，并避免外汇的低效占用；如果外汇储备不足，就有可能引起国际热钱对本币的冲击，使本币贬值，发生外汇支付风险，导致金融危机。
同时，贷存款利率之差与存款准备金率相差增加值率i的量值，说明这两个调控手段可以组合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在i、f的量值只有f变动而i不变的情况下，这两个调控手段应组合使用，在i、f的量值只有i变动而f不变的情况下，此时只应调整利率，在i、f的量值都变动而变动的结果是国民收入不变时，也可以只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而在i、f的量值都变动而变动的结果是国民收入变动时，这两个调控手段也应组合使用。
当然，金融系统的作用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它仅仅只是国民经济生产管理系统，不能代替生产系统也就是实体经济的作用。虽然当前全世界都在因为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而一片恐慌，但当前美国的实体经济并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因而世界大可不必因为金融危机而恐慌，也许值得恐慌的就是恐慌本身。在企业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如果企业生产管理系统出了问题，对生产管理系统负责人撤职查办就是了，兵法说“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
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房贷美与房利美的国有化和雷曼兄弟的破产就好比对生产管理系统负责人撤职查办，因此本人预计世界生产短期内就将转入正轨。
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房贷美与房利美的国有化和雷曼兄弟的破产就好比对生产管理系统负责人撤职查办，因此本人预计世界生产短期内就将转入正轨。
上文说到国家应根据生产实际确定利率水平，则象美国这样拥有广阔的土地、适宜农作物生长的气候条件和较少人口的国家确定负的储蓄存款利率是完全正常的，因为其年粮食产量满足本国需要还有剩余，不必要设定正的保险储备量就可以确保本国生产的连续进行。因而笼统地指责美国负的储蓄存款利率政策是没有道理的。
那么，美国的负的储蓄存款利率政策是不是无可指责呢？当然不是。因为现在是世界经济一体化时期，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要求世界统一货币，根据世界生产状况制定统一的利率政策，各国根据各地生产状况在统一利率政策的范围内进行调整，而美元恰恰充当着世界货币的脚色，美元利率政策应根据世界生产状况进行制定和调整，美国的负的储蓄存款利率政策仅仅考虑本国生产因素，是美国政府自私自利、缺乏领导责任和自我孤立于世界之外的表现。
现在世界上还有上亿人口处于饥饿状态，对于粮食等生产节拍大于消耗节拍的产品设定正的保险储备量是完全必要的，因而美国执行负的储蓄存款利率政策是没有道理的。
模型的第2个假定是流水线节拍等于居民的消费节拍，如果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主要消除资本品生产与消费节拍的不一致性），实际上也就是说生产能力恰好满足需求，生产等于消费，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一国的生产能力可能小于消费，可能等于消费，也可能大于消费。
在生产能力小于消费的情况下，我们如果通过配给制等途径限制消费，使生产等于消费，那将产生绝对的贫困。如果通过出口资源性产品，进口消费性产品来满足居民消费需求，则国家投入的生产要素只有部分进入生产过程，乘数小于生产等于消费情况下的乘数。如果通过出口资源性产品，进口资本品进行生产来满足居民消费需求，则国家投入的生产要素虽然只有部分进入生产过程，但由于进口资本品促进了社会分工，将增加加工深度，使乘数得以扩大。
在生产能力大于消费的情况下，如果通过出口消费性产品，进口资源性产品，乘数将不变，但将使国民收入大于生产等于消费情况下的国民收入。如果通过出口资本品，进口资源性产品和消费品，将降低加工深度，使乘数小于生产等于消费情况下的乘数，除非生产资本品的增加值率高于生产消费品的增加值率。这样就可以很容易地解释里昂惕夫之谜，因为英美等发达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如餐饮、文化、飞机、农产品、军火等都是最终消费品，而机电设备则属于资本品和中间产品。
可见，凯恩斯笼统地认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乘数小于封闭经济条件下的乘数是不正确的。
而如果我们扩大国民经济的考察范围，把整个世界纳入一个国民经济体系，使所有国家都加入国际分工合作，无疑将使得c、n甚至i的量值都有所增大，从而增加整个世界的生产总值，使全世界人民从中获益，这就是国际贸易产生和发展的根源。也是《孙子兵法》中全胜策在经济领域的合理运用。
模型的第5条假定设加工深度为n，乘数等于(（1+i）n-1)，显然n越大乘数也越大，那么是不是多设立企业就能够增加乘数呢？当然不是，因为乘数还与增加值率i有关，而且在最终产品价值一定的情况下，加工层级越多i越小。那么如何确定企业的层级n呢？
首先，我们必须探讨增加各种产品产量的途径。如谷物是我们日常消费的，如果我们改良品种和合理施肥，能使其产量成倍增加，无疑将增加企业的层级，如增加种子公司、化肥公司等。
其次，我们必须探讨增加各种产品价值的途径，也就是增加各种产品的用途。如石油，原来只能用来燃烧取暖，但现在能够通过裂化生产出汽油、柴油以及多种化工原料，再如大豆，原来只能用来轧油、做豆腐等豆制品，现在能够作出大豆纤维等等。价值的增加无疑将延长产业链，增加企业的层级。
再次，我们必须探讨增加各种产品产量和价值的工艺装备和改善工艺流程。如使用联合收割机、插秧机能降低农民的劳动强度，减少农民数量，增加农民种植的规模效益，使更多的农民转入工业生产，同时增加农机生产企业，从而增加企业的层级。
上述三点实际上都是技术创新，但仅有技术创新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管理创新。管理创新的目标就是减少劳动者停工等待的时间和无效劳动时间，减少劳动对象的占用，增强生产的连续性，因为任何价值都是劳动创造的，任何节约归根结底都是劳动时间的节约，本人之所以选择流水生产模型作为本人理论的基础，就是因为流水生产是当今最先进的生产组织方式。
模型的第1条假定认为国民经济的生产严格按照强制节拍流水线的组织形式进行生产，从事过流水线设计的人都知道设计流水线必须确定流水线形式、进行节拍的计算、工序同期化设计、设计工作地数目和配备工人。
流水线形式与加工对象的重量、设备、移动方式等有关，作为国民经济生产组织的设计，由于地域的广泛性，按照流水线的设计要求当然地要求全国各地同时工业化、城镇化，以减少产品和人员的来回运输，《孙子兵法》说的“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正是远距离运输导致通货膨胀的形象写照，象我们原来实行的发展大城市的战略（本质上是西方的城市化战略），使得人员和产品来回地运输无疑是极大的浪费，而我国当前实行的发展小城镇，建设新农村，使农村城市化、工业化的措施无疑符合流水生产的要求。
节拍的计算显然与生产量有关，因为有效工作时间是一定的，节拍与生产量成反比，大批大量生产当然要求节拍越小越好，所谓“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作为国民经济生产组织的设计，当然也就与一国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均消费水平等等有关，而工序同期化设计、设计工作地数目和配备工人则与技术水平和人口素质、人口数量等有关。
根据流水生产组织理论，只要任何中间产品的生产节奏与节拍成整数倍关系就可以成立一级企业，如果不能满足整数倍关系又为社会生产过程所必须，则只能听任设备和劳动者等待时间的出现，组织自由节拍流水线。而这种设备等待和劳动者等待时间的出现，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就是一种机会成本，节约这种机会成本，正是企业产生的原因，历史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由于存在大量的这种机会成本，才使得现在产生了众多的企业。新制度学派的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他们当然是对的，但他们没有对交易费用进行准确的计量，从而不能准确确定企业的边界。本人认为交易费用本质上是闲置劳动的价值，是一种机会成本，而机会成本是可以计量的，从而使我们能够准确确定企业的边界。譬如说饭店，一般都需要购置一定数量的餐具消毒设备，雇佣数个清洗餐具的人员，一个饭店的餐具消毒设备和餐具清洗人员一般都存在着闲置，但如果某一地区饭店达到一定的数量和规模，则可以成立一家或数家专门从事餐具清洗消毒业务的企业，使清洗消毒设备和人员都达到满负荷，此时各饭店不必重复购置餐具清洗消毒设备，也不必雇佣餐具清洗消毒人员，只需要从市场采购这种服务就够了。
而节约设备和劳动者等待时间也就是节约存货的占用，从而降低利率，使企业获得超额利润；而企业获得超额利润又促使企业扩大投资，进一步降低利率，从而产生累积效应，直至这种机会成本为零为止，从而最终确定企业的边界。
如前所述，要想增大乘数，提高国民收入，必须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以增加加工深度n和提高增加值率i。而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实际上只是提供了增加加工深度n和提高增加值率i的可能性，要想真正实现增加加工深度n和提高增加值率i，必须确实地成立企业并生产创新的产品，因而需要投资者运用资本进行投资。投资者运用资本进行投资使企业得以成立，从而增加加工深度n和提高增加值率i，降低存货的占用，进而提高国民收入，因而投资者也是创造价值的，并不存在马克思剩余价值论所说的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4]的问题。
至于因为社会分工的发展，投资变成了一门专门的技术，因而成立专门从事投资的风险投资公司和投资银行，设立证券市场，促进企业的成立，直接增加加工深度n和提高增加值率i，降低存货的占用，提高国民收入，则证明了资本市场的国民经济情雨表作用，那种认为资本市场是有钱人的游戏，不过是资本市场的赢家把资本市场输家的钱装入自己腰包，资本市场与国民经济无关的说法是错误的。
同时，资本市场也变成了国民经济的一个环节，也必须与实体经济保持一定的比例，既不能过度发展，也不能过度衰弱，否则也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
在现实社会中，资本可以表现为实物形态，也可以表现为货币形态，在资本仅仅表现为实物而不能用货币计量时，国民经济表现为产品经济或计划经济形态，在资本既表现为实物形态又可以用货币来计量时，国民经济就表现为市场经济形态。
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就是以计划经济方式建立了比较健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初步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形成了强大的国有资本，而在我国实行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后，资本逐渐可以用货币来计量并设立了资本市场，由于原来庞大的国有资本是通过行政命令强制征集国民（主要是农民）的积累产生的（这也证明了货币是有权机关的命令，能够与行政命令进行替代，具有强制性、主观性等特征[5]），市场上并不存在购买国有资本的大量货币，因而在实现国退民进，国有资本减持的过程中，资本市场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幅下挫，产生了现在资本市场的大小非减持问题。
资本市场的大幅下挫，使国民财富大幅缩水，影响了国民生产消费的积极性，使资本市场几乎失去了融资功能，严重地阻碍了国民收入的增长，阻碍了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的进程（现在实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如果按照现有汇率，就有可能使外资控股中国，如果使人民币升值以避免外资控股中国，就将导致商品出口困难），也阻碍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因此，必须尽快予以解决。
然而，面对资本市场的大幅下挫，我国采取的措施竟然是国有大股东增持上市公司股份，这不但违背创立资本市场的初衷，而且也迫使国有大股东把原来的周转资金用来回购股票，加剧了资金周转的困难，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因而这种措施是根本错误的，也是不能解决资本市场问题的。
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原来强制征收的国民积累还给国民，按照国有经营性净资产的2-5倍（理论上应是国有经营性净资产与平均储蓄率或积累率的比值）确定发放货币的总金额，按照国民的年龄、户口性质确定个人应获得补偿的货币金额，具体办法是对于城市已退休居民不再给予补偿，对年满18周岁的新就业国民确定一创业资金基数，加上按照应获得补偿的国民年龄与18岁的差确定个人应获得补偿的货币金额，个人获得货币后可以进行创业、归还贷款，也可以购买股票、消费，而农村60岁以上居民获得的补偿可以直接划入社会保障基金，解决农村居民养老问题，同时面对巨额的货币投放，应控制信贷规模，控制物价涨幅（特别是房价涨幅），在资本市场大幅减持国有股份，社会保障基金可以入市购买股票，减持国有股份所获得的资金在增发货币总额的范围内可以注销，也可以设立平准基金，保持资本市场的稳定。
这样就能迅速实现国民获得财产性收入，回归藏富于民的传统，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解决资本市场面临的问题，同时解决国民关心的“三农”问题、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问题，基本完成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
此后，实行本人在《关于废除公有制的建议》中所提出的私有制方案，废除遗产继承权，实现遗产的社会继承，彻底完成经济体制的转型。
模型的第3条假定认为政府财政收入等于财政支出，等于土地、矿山、人口等生产要素的价格，人们对于政府财政收入等于财政支出容易理解，但对于财政收支等于土地、矿山、人口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却无法理解。因为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土地、矿山等是自然物，不是劳动创造的，是没有价值的。这种观点是根本错误的。土地、矿山等固然是自然物，但自从人类社会产生的那一天起，它们就是与国家主权、国防、人口相联系的概念，获得土地、矿山等使用的权利是通过血与火的代价取得的，而且为了长期获得土地、矿山等使用的权利必须不断地进行国防建设，因而土地、矿山等生产要素是有价格的。古人说：“国之大事，唯在祀与戎”，戎就是国防，就是军事，就是大量的军队和军用物资，祀就是人口和物质资料的生产，因而一国的财政支出都用于国防、教育和国民经济的管理，等于土地、矿山、人口等生产要素的价格。
至于凯恩斯主张政府应从事扩军备战，因为扩军备战能刺激生产，增加就业，那当然是本人乘数理论的应有之义，因为扩军备战不但能增加c的量值，而且能增加企业层级n和企业的增加值率i，从而增加国民收入。
当然，本人并不是战争贩子，扩军备战并不意味着战争，《孙子兵法》说：“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关键就在一个“利”字。建设强大的国防从而“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善之善者也”。
[1]说明：不是本人修改增加值的公式，因为根据第2条假定不存在固定资产，固定资产的生产和折旧不过是在产品的生产消耗过程。
[2]参见本人文章《价值的源泉》。
[3]参见本人文章《货币的本质》。
[4]参见本人文章《驳剩余价值论》、《再驳剩余价值论》。
[5]参见本人文章《货币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