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国穷民”的税收政策将使中国衰败（马宇）
数据表明，国家的腰包又鼓了许多：2005年我国税收收入达到30866亿元（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收），比上年度增长20%。相比大约9.9%的GDP增长速度，税收增长如此高速引起了国人关注。国家税务总局官员称，从税收增长结构、GDP增长结构、价格、进出口、征管等方面分析，税收增速并不高。
而2005年我国宏观税负达到17.5%左右，比“十五”期间的平均12.1%提高了5.4个百分点。税收专家也说不高，并表示“更加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应在20%-25%之间。
对于税务总局官员的解释和税收专家的观点，笔者以为，他们回避了两个根本性问题：相比国民收入增速，税收增速高不高？相比国民福利水平，我国税负水平高不高？因为这两个问题不搞清楚，单说税收增速高不高、税负水平高不高毫无意义。
首先，我想先讨论一下国民财富分配与社会发展的问题。纵观中国历史，可以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律：国家（表现为君主或政府）和国民在社会总财富中的分配比例，与国家兴衰密切相关。国家兴旺发达的时候，往往是国民获得社会财富比例最高的时候；国家堕落衰败，却往往是国家获得社会财富最多的时候。也就是说，国运兴衰与国家收入负相关，与国民收入正相关。而在很多情况下，两者又往往互为因果。虽然由于数据资料的缺乏，我们无法对此做出更为精确的量化分析，但有关历史记录仍可以给我们一个清晰的认识：国泰民安时多半轻徭薄赋，王朝动荡时往往横征暴敛。
而这个规律，在我国最近50多年的历史中，也有清楚体现。最初的30年，社会财富的分配重心是国家，也俗称“先生产后吃饭”，所以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几十年没有提高，中间甚至出现大幅下降。1978年，我国的税负水平竟然高达37%。但降低国民财富分配比例，甚至牺牲国民福利并没有换来相应的国家强大。所以，改革开放除了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经济方面的一项根本性措施，就是提高国民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比例。1980年前后实行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连续几次提高职工工资，使农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大幅度增长。而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极为明显，短短几年时间解决了多少年没有解决的吃饭问题，并使国民经济迈上了高速发展的健康轨道。
但199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的政策取向有了某些改变。在强调加强中央财政的指导思想下，国民财富的分配比例再次发生了显著变化。看看有关数据： 1980-1994年，国家财政收入由1085.2亿元增加到5218.1亿元，增长了380.8%；职工平均工资收入由762元增加到4510元，增加了491.9%。这时期国民在社会财富中的分配比例是上升的。而1995-2002年，国家财政收入由6242.2亿元增加到18914亿元，增长了203%；税收由6038.04亿元增加到17003.58亿元，增长了181.6%；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893元增加到7703元，仅增长97.9%；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578元增加到2476元，仅增长56.9%。国民收入增长远低于国家财政收入增长，意味着这一时期国民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比例再次转为下降。而这种状况，近年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更为严重：2003年国家财政收入21691亿元，增长14.7%，税收20461亿元，增长20.3%，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9%，农民收入增长4.3%；2004年国家财政收入26356亿元，增长21.5%，税收收入25718亿元，增长25.7%，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7.7%，农民收入增长6.8%；2005年国家财政收入预计突破30000亿元，增长15%以上，税收30866亿元，增长20%，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9.6%，农民收入增长6.2%。国民收入增长都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更大大低于国家财政和税收收入的增长，国民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比例进一步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