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经济学以货币作为价值流的计量尺度，并实质性地把价值看作是客观的，因此，经常以价值流的大小增减来考虑货币量的问题。然而，货币流和价值流具有明显的不同之处。
首先，在一个体系内部，流出银行而投入民商两部门的货币量是单向流动的，只会增加不会减少，除了没收居民或厂商存款并加以销毁之外，没有再流回银行的可能（指所有权归属）。所谓循环是数量不改变的内部循环，整体上不具有“内生”和“湮灭”运动，因此，银行是经济的外生机构，货币发行是经济的外生变量。
其次，然而，价值流却不同，因为价值是人赋予事物的东西，是人的价值判断的产物，因此，价值的主观性决定了在物品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价值可以随时间而增加或者减少，这就表现为价值的“内生”或“湮灭”运动。
如果把GDP作为货币发行的依据，价值流的有增有减和货币流的只增不减就形成一对内在的不协调性。就会出现GDP下降的时候需要回收封存货币，而货币一旦发行是无法收回的。因此，GDP作为货币发行依据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再次，消费品的价值随着消费活动随同商品一起湮灭，而获取或接受这种价值湮灭或转移的劳动力的价值和消费量没有关系，即一个劳动力的价值并不会因为他多吃了几斤肉而有所改变。
只要银行不指定本位商品并设定其价值量，而采用没有“一美元就是一美元”的非本位制货币体制，则货币量问题就是一个并不存在的伪问题。
参照“时间货币”的思路，以劳动力的服务时间作为“本位商品”。假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按照每年吸纳劳动力的服务时间数量衡量，比如平均就业居民的劳动时间为H小时/年，如果在货币发行的第一年设定单位劳动服务时间的货币量平均为m元，则总货币发行量为M＝m•H。
在M＝m•H这个式子当中，唯独H是可以客观的测量的，而H和m是相互决定的，因此是一个不定解的式子。
一旦设定m，则一个居民一天工作八小时就可以获取8m的货币工资，他就会考虑如何用8m货币安排最低的生活保障，这时，平均的生活资料需求量水平和这个货币量之间的关系，就决定了生活资料的价格水平。
例如，当时一个人每天需要0.5kg食物，则0.5kg粮食的最高售价就是8m元，或说粮价是16m元/kg。再高，就养不活一个劳动力了，整体上生产活动就无以为继了。同样，如果煤的价格也可以根据从采挖到运输、销售各个环节的劳动力用量来得到其最高价格水平。而随后的价格波动完全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