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应该实施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两条腿走的策略。对内应该主动改革、大力推动国内的金融自由化，鼓励国内居民和企业参与金融服务行业、分享金融资源，而对外则慎重、有序地开放。而不能再将改革开放简单地连在一起，应该将改革和开放在金融市场分开。我国之所以以前叫改革开放，是有历史原因的。由于当时一穷二白，同时改革受各种保守主义的强烈反对，只能通过开放、引进外力等方式来推动内核化的改革，包括股改、银行股份制改革都是如此进行，都是迫不得已的被动策略，但是有了成功的示范效应后就不能完全照搬、推广，不能将银行那套吸引境外战略投资者的经验再移植到券商、农村金融机构的身上，应该实施先对内改革后对外开放、先民间后外资等策略。
其次，应该建立一个廉洁公正、杜绝腐败、敢做敢为、有统一战略、对市场长期负责的“金融安全协调委员会”。在目前中国金融市场分业监管和“五龙治水”的格局下，各部门利益的博弈和争执往往导致制度规则趋于扁平化和模棱两可，让很多金融创新业务在监管和利益的争执中夭折，在部门利益和官本位为重的前提下，忽视了市场自身的发展规律。拿中国资本市场来说，虽然有中国证监会统一监管，但各部委利益交叉参与其中者不计其数，如基金、券商、银行、保险、信托发行的理财产品分属几个不同的监管主体，无法实施统一监管，从而各部门对股市发表或采取缺乏统一战略性的干预措施，既影响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也阻碍了中国股市迈向国际一流阵营的脚步。因此，设立一个为中国金融市场长远发展的战略协调管理部门非常有必要。这样既可以防止部门利益下的短期化，也可以逐渐杜绝金融部门的权力寻租。同时，也可以让这个部门承担起研究国家金融战略和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重任，让他们去积极研究成熟市场的历次金融危机，以吸取各国的经验和教训，制定和构建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战略宏图，避免我国金融市场走弯路。
第三，股指期货等金融衍生品市场不能过早向境外资本开放，包括不能对ＱＦＩＩ等机构提前开放。资本市场应该有次序、渐进地引进长期资本，而非短期投机资本。如果是长期投资资金，即使出了问题也可以用时间来换空间、去设法解决，但若引来的仅仅是短期投机资本则会对我国金融市场形成严峻的考验。金融衍生品具有资金和风险放大的杠杆效应，如果让外资控制了这一杠杠，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波动和灾难会数倍、数十倍的放大，同时由于我国对此类高风险产品的监管几乎是空白，暂时严格管制百利而无一害。
第四，对外资的进入和流出实施严格监管，对ＱＦＩＩ的额度实施市值浮动上限管理。据悉对ＱＦＩＩ的额度将要提高到３００亿美元，但是之前曾经批准进入的将近１００亿美元额度现在已经翻了很多倍，如果将标准额度扩大到３００亿美元，则ＱＦＩＩ在国内的实际资金量远远大于这个数目，实施市值浮动上限管理既不违背承诺，也有效抑制外资的投机。
很多人认为，国内一谈及“金融安全”就和“阴谋论”拉在一起，但是强调金融安全和警惕外资并不是“阴谋论”。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资本的逐利本性自然地起到了对市场助涨助跌的效果，尤其是外来的增量资金，所以防范境外投机热钱大规模的跨境流动并不为过，尤其是在我国金融市场还极其脆弱的情况下，实施有效监管、渐次开放实有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