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进步十分迅速，并产生了十分深刻和普遍的影响，以致我们忘记，我们今天认为理所当然的许多东西，在托克维尔19世纪30年代撰写《论美国民主》一书时尚未实现。起码还要过20年，铁路才充分地普及，以致对商业和贸易产生重大影响。大型和复杂的商业联盟——现代私营公司——则在更加遥远得多的未来等待，现代的大学、现代科学机构和现代的专业化也是如此。这些东西全都是到19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才起飞的。杰克逊时代的由小业主的、自耕农的和非专业化的非职业人员组成的简单的、匀质的世界随后就消失了。然而19世纪30年代，这些条件却仍是“现代文明”的支柱。
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中叶以来现代的进步是如何进行的。其动力来源是一个永无终止的和不断加速的反馈循环：技术创新使越来越先进和生产率越来越高的协作形式成为可能。而这反过来又助长了技术方面的进一步创新。托马斯·弗里德曼最近出版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2005年）试图预测这一良性循环的下一轮将把我们带到哪里。
作为自己时代的托马斯·弗里德曼，托克维尔未能在每个方面预测到科技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协作程度不断加深的这一自我强化和自我巩固的过程。他还以为，19世纪30年代时规模还很小和困难重重的私营公司的前景是暗淡的。这些联盟——永远也只不过将是“规模很小的私人社会”（托克维尔，1840年）——始终都会很罕见，因而无论是在哪里出现，都会是引起“惊诧和混乱的”丑东西。托克维尔认为，国家迟早都会剥夺它们的权利和特权，并将其吞并。
托克维尔认为，如果出现不大可能的情况，即国家对公司实行自由放任，那么由于另外一个原因，它们仍然不会变得很强大：它们永远也无法筹集到大量资本。他预言，国家会吸纳社会中现有的投资资本的几乎全部储备——“通过贷款吸纳富人的财富”，“通过储蓄银行吸纳穷人的小钱”。为什么？因为“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只有国家会启迪私人的信心，因为只有它在私人看来具有一定的实力和永久性。”托克维尔如果见到今天的美国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也许会晕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