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儒奉行“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处世哲学不同，战国时代的侠是一批幼稚而又执着的理想主义者。为了抵御随着社会文明的进展而急剧转变的社会风气，他们坚守固有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并通过结党连群的方式，在熙熙攘攘的社会中划出一个特定的空间，成为他们可以较自由地按照自身的意愿生存和活动的天地。
如果我们把庙堂政治文化和江湖社会文化分别开来看，江湖文化无疑也同样地展现着历史的进程，是推动历史变迁的因素之一。庙堂强调法理，以君主意志和忠孝礼义规范着保障历史发展的社会秩序；江湖强调义气，以行帮伦理和英雄道义规范着保障历史发展的社会秩序，庙堂和江湖，两者以并行发展的方式展现着历史的进程。
在侠的历史发展中，有道义化的江湖之侠和伦理化的江湖之侠两条线索。道义化的侠是指侠自动承担起维护正义的使命。比如由“除暴安良”而“救民水火”而“兼济天下”而“替天行道”。侠入于江湖，获得道义，又出于江湖，放眼天下之时，常常颇有一种满含着道义的豪气，社会清平时有为国立功的愿望，世道不平时有张扬正气的作用。甚至在某些特殊时候，还成为振兴民族的期望，明末清初的方以智，清末民初的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秋瑾都曾以道义之侠为强国强民之途径。这不正是展现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么？江湖和江湖文化的魅力，正在于它所反映的那些正统文化所缺少的东西，从而也是人类文明进程极为重要的上个部分。或者说，没有江湖文化，仅仅由正统的庙堂文化所构成的文化体系，毕竟是苍白的和片面的。
（五）墨家推波侠客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