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机制比行政性机制更能体现民主和对于社会要求的适应性，已经不是一个需要论证的问题了。所以，我觉得，如果适用市场机制的话，中国的信息平衡、信息传播的效率，以及言论表达的顺畅性，都会比过去有很大的提升。
编者按：10月17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接受《光明日报》、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将支持出版机构、报业企业和官方骨干新闻类网站上市，并不再要求他们将编辑业务与经营业务拆分，而是鼓励整体上市，以“体现产业的整体性，减少关联交易”，“给股民更高的信任度”。此言一出，就引发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有媒体随即刊发评论，高度评价这一政策信号，表达了期待与乐观之情——“意味着中国传媒业的体制改革由此进入一个全新阶段。这不仅对新闻传媒业本身是一大利好，对保障公民的表达权、媒体的舆论监督权乃至发育整个中国的民主政治，都将是一个大大的利好”。
事实上，回顾中国传媒的市场化改革过程，确实并不平坦。率先上市的《北京青年报》2005年爆出腐败丑闻后，曾有媒体传出消息，政府将暂时搁置报纸公开募股上市。到今天，出版总署署长的公开表态，无疑释放出了政府将坚定推进媒体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信号。此表态，会不会拉开中国媒体新一轮改革的序幕？采编业务上市，会遇到哪些体制和机制的障碍？中国媒体管理体制改革将走向何方？本报为此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先生。
市场机制比行政机制更民主
南都周刊：“完全放开地方报纸、出版集团以及新闻网站在国内外上市”；“允许传媒整体上市，而不是局限于过去将报纸的采编业务与广告等商业经营剥离开来的做法”。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的提法与以往相比，是不是一种突破？
喻国明：当然是一种突破，因为采编是传媒产业最有价值的部分、最核心的部分，传媒产业就是内容产业，如果采编不能包容到上市公司或资本运作中去，就会人为造成各个环节之间的脱节，会造成很多矛盾和困扰，比如加大运行的成本。这个问题早就应该解决，过去在这方面比较谨慎，一直在试探，现在如果能把采编包括进去，当然是一个进步。
南都周刊：但一直以来，反对采编业务上市的人，持一种观点：报纸的内容控制权是一个政治问题，不能简单地由资本市场来操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