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街头摊贩也是一个城市文化的一部分。金碧辉煌的大饭店总不如路边小店的小吃更有味道，路边的排档总比自助餐更能体现城市生活的闲适和自由。比如，笔者在成都的时候，总是特别留意那些盖着绿叶的水果担子和插满鲜花的自行车，他们贩卖着水果和鲜花，他们自身也成为成都民俗文化的一部分。但是，遗憾的是，随着“城市管理力度”的加大，这些文化符号正在逐渐消失。
另一方面，街头摊贩承载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就是它无形中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从事路边贩卖的基本都是城市的贫困人口，或者是补贴家用的退休人员。并不是所有的摊贩都适合进入固定的市场，也并不是所有的摊贩都有能力进入市场。对于城市贫困人口，政府一方面需要提供生活保障，一方面需要提供就业机会，这些都会增加政府支出，增加行政成本。而对于这种自发形成的“自就业渠道”，却反而采取了禁止的方式，无疑是一种不明智的做法。我们对于一些中小企业的成长，往往通过税收减免，建立“孵化器”等做法予以支持，而对于贫困人口的“自救”方式却予以禁绝，无疑与促进就业的大方向南辕北辙。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路边摊贩的收入既不能增加税收，其就业方式也无法计入政绩考核，反而会带来交通、卫生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但是，如果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出发，政府部门恰恰需要对路边摊贩、社区店铺予以扶持，只要引导得当，问题并不是不能解决。与一刀切的禁止相比，这似乎更有难度，但这是必要的行政成本，也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同时，藏富于民和增加政府收益并不矛盾，贫困人口的收入增加同样会带来生活总消费的增长，并会缓解社会矛盾，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更重要的是，我国目前正处在一个劳动力增加的高峰，而新技术的发展则使劳动效率提高，就业机会减少，因此，对于任何能增加就业的机会都必须认真重视。日前，《就业促进法》草案首次被人大常委会审议，足见就业形势的严峻和中央对促进就业的重视，作为城市的具体管理者，更应该千方百计促进就业，而不是相反。
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提到一位波士顿北端地区的规划者对这一地区的看法：“本能告诉他北端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他的那些社会统计数据也证明了这点。但是作为一个规划者，他所学的所有的告诉他什么是对城市里的人和城市有益的东西，所有的使他成为一个专家的东西却告诉他，北端必须是一个糟糕的地方。”雅各布斯在这里批判的是错误的理论对城市规划者的影响，实质上这些影响之所以能发挥作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城市的规划者和管理者脱离了普通城市居民的生活，妄图以一种整齐划一的模式统一城市生活，这种方式只能带来管理的便利，却离人本主义的生活本质越来越远。
路边摊贩虽小，却是城市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的城市管理者能从各类宏大叙事中抽出身来，关心一个城市的细节，无疑是以人为本的城市管理理念的体现。“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因为这些生活的细节，恰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2007年3月1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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