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投资和劳动力投入究竟在深圳经济发展历程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从《深圳市2003年统计年鉴》获得的数据可以推演出这个结论：从1980年到2002年，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为深圳市的经济贡献份额达到73.31%。成为拉动当地经济增长的绝对性要素。外商投资对工业增加值的经济贡献率，从1995年到2001年均超过70%，2002年有大幅下降，但也接近50%，达49.82%。
来自理论界的声音
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其实深圳并不孤独。
为什么要在竞争领域放弃国企？为什么要做贴牌（即加工，后同）？为什么要在工资、劳动时间方面不和投资方博弈？这些为什么，都能在理论界找到一些声名显赫的专家同道。
被厉以宁推为“中国微观经济领域第一人”的张维迎，就是一个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意义持彻底否定态度的经济理论工作者。1997年，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政府提出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张维迎对此的评价是，“出路是有的，那就是民营化”，对国企，他还有一个著名的“冰棍观点”，而对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他的看法是“讨论竞争力问题只对民营企业有意义”，“国有企业没有（有没有）竞争力的问题，而是（只有）如何退出的问题”。
同时，在企业家实际已经握有了极为强势的话语权和广泛的社会资源、甚至部分企业家出现通过非法手段侵吞国有资产的情况下，张维迎还呼吁“社会要善待企业家”，并在一些民营企业家因为非法的发家史遭到民间舆论谴责后，跨过经济学、以一种社会学专家的身份抛出了“仇富论”。
而著名经济专业人士樊纲，近几年则在各种场合为“贴牌产业”大唱赞歌，强调它是中国产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而在这个阶段，由于需要获得成本优势，“血汗不可避免”。同时，即使在国内一些大型国有企业都已经意识到“（某些核心技术）每年支付给跨国公司的专利使用费，远远超过自己研究该技术的研发投入”后，他依然对企业的科技创新持否定态度，认为“无论从成本还是效果看，这都是不现实的”。
近十余年来，深圳的产业政策、经济模式和政府策略，几乎就是这样的话语背景和理论指向下的一个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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