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国企不具备竞争力价值”，所以“深圳国企基本全部退出了竞争领域”；由于“贴牌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阶段”，所以深圳在贴了二十多年牌后，依然乐此不疲，以此为主；由于“血汗”不可避免，所以“低工资和长时间的加班自然也不可避免”。比如，龙华办事处劳动所本来派有专人长驻富士康“协调和监督劳动用工”，却依然放纵富士康每天“让工人长时间加班”而不闻不问。
有学者认为，这二个人的观点“对中国的改革产生了极大的误导作用”。
他说，中国的改革实际意味着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转变：国家放弃扮演在经济领域总揽一切的角色，而将这个领域的大部分权力交给社会，允许私人资本、合作资本和国外资本参与其中。
不过，认同并用法律的形式保障国内私人资本、合作资本及外国资本在本国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功能、地位，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国有企业的经济意义，它们之间完全不相干。
他表示，张维迎对国企效率的判断存在一个方向上的失误。首先，他没弄清国企和这个社会最基本的价值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改革，可我们并没宣称要放弃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的语境里，国企不但承载着一种经济使命，同时还提供和维持着一种社会标准，即使在市场经济的环境里，它也可以被看作是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一个延伸，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形势下对国企的一个基本判断，这个判断是张维迎所缺失的”。
其次，张维迎试图从现代产权的角度证明国企不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在表述上更是有意放弃了一个前提追问：“国企效率低”究竟是源自具体的管理机制问题，还是这种经济形式“天然就不适合参与竞争”?是该进行系统的公司结构治理还是要将它们全部MBO掉？MBO掉国企后，我们的经济环境、甚至社会环境会不会面临某种结构缺失？这种缺失需要我们去承担什么后果？张维迎的判断其实无法承载这些问题。
事实上，由于竞争领域没有了国企，深圳现在的“科技创新”就面临着这样的尴尬：政府该怎么参与这场创新？它该怎么尽量公平地去体现投出去的钱（计划十一五期间投入100亿）的价值，也就是说，这笔钱对于和它在经济层面仅仅是税收关系的企业而言，究竟算是什么？如果算风险投资，等于政府实际还是参与了经济运作。如果算无偿支持，那么得到支持的企业会多缴税吗？不会。那么这个价值怎么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