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它不可能在一个行业支持所有企业，只能重点选一、两个，那么问题又来了，对那些没被选中的企业而言，政府这种行为，是不是有帮被选中的企业搞不正当竞争的嫌疑？更何况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保证这些被政府投了高额研究费用的企业不流动？这可是技术而不是不动产，别人要走你根本无法阻止。
如果有国企作为载体，“科技创新”就很顺畅，不会出现这样的选择困境。
“而科技创新，又是一个民族发展的根本所在”。
该学者最后表示，张维迎的这些判断，来自于他所推崇的“新自由主义”，这是一种在西方纯粹的市场环境下流行的一种经济理论，但是，由于社会结构、基础和目标的均有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西方社会的市场经济存在明显区别，邓老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领大家共同富裕”，其实就用很朴实的语言说明了这种不同。我们始终不要忘记，邓小平说的话的全部意义。不要只记住前半句，忘了后半句。要知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道路，是方法，共同富裕才是目的。不要走了20多年的路还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
因为纯粹的市场原则下，资本并不承载这种“共同富裕”责任，而“共同富裕”却是我们致力改革、发展经济的最基本的目的。在社会主义的语境下，也很容易判断它的合理性：财富的创造依赖各种社会资源，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些资源是共有的，它即使有定价，也是在这个共有的基础上来进行交易评估而不是脱离这个标准，从所谓纯粹市场经济的角度给出的。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财富创造，也同时有义务承担起这个“共同富裕”的责任。
“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比西方社会的市场经济更为复杂、更为高级、也更具有明确的伦理目的。而至少，在张维迎、周其仁等所主张的经济观念的引导下，深圳的经济发展取向有些偏离这一目标”。
巨大产能下的谜局
5年中，中国已经从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制造大国”，向世界释放出了惊人的生产能力。
截至2005年底，中国生产着世界贸易市场二分之一的建筑陶瓷，三分之一的卫生洁具，70%以上的服装机械，50%以上的服装，70%以上的玩具、袜子、眼镜，80%以上的电子钟表，40%的化纤，一半以上的鞋和床上用品，一半以上的手机，80%以上的笔记本电脑，三分之一的家具，大部分小五金。此外中国还生产了世界35%的煤炭，50%左右的水泥，钢产量是前二、三、四名的总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