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范围，几乎有三分之一的货轮都在运送中国生产的商品、中国需要的能源、粮食及工业原料。
可是，这种惊人的生产能力，在表示出了巨大的贸易额和巨大贸易顺差的同时，却没有同样表现出它另一个几乎是这种生产所必然的结果：参与这种全球分工的人都变得富裕了。而这也只能是意味着，中国在第一次分配领域出现了问题。它从改革前的平均分配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分配严重不公。
导致这种不公的原因，除了经济转型时，我们与资方博弈的经验和准备不足外，就是被一些经济专业人士在对产业的认识上误导，由此延续和维持了一种不正确的产业格局和分配策略。
一资深产经专家表示，全球化趋势下的经济细分，确实让贴牌成为发展中国家迅速扩大经济总量的一种不错的选择，但作为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极其庞大生产能力的国家，不可能“只采纳这一种方式融入世界经济”，樊纲的错误之一就在于，他在谈到中国产业发展的策略时，过分强调了这种模式的重要性甚至唯一性，让人产生出“世界只留给了中国这一条路”的错误判断。
另外，很多经济学家不赞同贴牌的缘由，是在于这种分工模式会让我们在国际领域失去产业主动性的同时，让对手变得更加强大，并进一步挤压我们未来的生存空间。也就是说，所谓的“血汗”，是“从全球分工及其可预知的结果”这个角度给出的，而不是说当下的贴牌利润低。事实上，如果不考虑民族未来的生存空间和生存主动，仅仅从贴牌的利润来考虑，它其实是比较丰厚的。比如富士康所接的为苹果生产iPod的单，虽然它仅能拿到市场售价的6%，但这种iPod每个售价为70—99美金左右，等于说组装一个小小的iPod，能得到30—40多元人民币。利润相当可观。
“樊纲在谈到这个‘血汗’时，不但没有对这种‘血汗’进行专业上的区分，反而把它变成了现实领域的‘血汗’，由此得出了‘从保持成本优势的角度，（发生在工厂的）血汗不可避免’这个误导公众、为现实中的‘血汗工厂’寻求合理性的结论”。
更何况，我们的优势其实已经相当突出，此前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引进外资时，以“国家让利”的方式，在“中国所处发展序列所具备的成本吸引”之外，进一步强化过在全球产业转移方面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