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专家认为，樊纲另一个错误在于，他所说的“低成本”其实也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不可能永远以“成本优势”去“招揽生意”，除非中国只打算留在世界的最后排。此外，“（人力）成本的优势也仅仅是构成竞争力优势诸多因素中的一个，除了这个因素外，还有科技、协作、管理、运输、仓储等”。
富士康一位高管对中国所具备的齐全的协作环境、低廉的仓储、运输费用和充足的专业人才供应印象深刻，他承认，“这给富士康快速挤进世界500强带来了极大帮助”。
但是，由于公众舆论充满了对“血汗”的误导，导致这些贴牌企业里的员工一直受到不合理对待。具体表现在深圳就是“12年工资仅涨了68元”，“大部分密集型企业每天得工作12个小时以上，每个月只有一天休息时间”。
而更为严重的是，中国正在开始承担这种错误判断所带来的后果。
首先是严重的贫富分化，由于第一次分配中占人数最大的劳动者所得甚微，2005年，深圳的基尼指数已达到接近警戒线的0.45。这意味着，深圳的社会生态已经极其脆弱，从这个角度，深圳目前高频率发生的抢劫、杀人事件，已不是“外来人口过多”这个因素能全部概况的，它“其中蕴含着更深沉的、几乎是必然的一种结果”。
其次是在中国人还没真正变富的时候，却已在世界范围成为贸易上的众矢之的。这就是商务部官员嘴里所说的——“中国已成为世界反倾销投诉的最大受害国”。
最近几年，美国、欧盟、加拿大、日本、南非、墨西哥、巴西、韩国、印度都愈来愈加强对来自中国产品的调查，反倾销立案也愈来愈频繁，对象几乎涵盖了中国所有主要出口产品。
一相关人士对此给出的说法是：中国出口企业在为数目众多的贴牌厂家买单。
他给记者勾画出了这样一幅中国与外贸有瓜葛的产业结构布局和利益博弈图：
贴牌企业由于不出现在终端市场，所以，反倾销与它们无关，但由于这些产品从我国出口，它的产品价值又会表现在我国的产品生产数额、外贸出口数额和贸易量上，并最终让这个数字变得异常庞大。而正是这个庞大的数字刺激了其他市场，并相继加强了对中国出口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的力度。于是，国内外贸企业被投诉风险倍增。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从这些贴牌企业，尤其是港台商人投资的贴牌企业中，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参与了直接劳动的工人，都所获甚少。
“而这类企业，在深圳、乃至整个珠三角，都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广东时，曾明确表示：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先行的地区，发展得如何事关全局，并叮嘱深圳市“增强历史责任感、使命感”。
改革开放让中国现代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维度，领此风气之先的深圳，曾有过让国人振奋的制度创新，在城市建设和经济规模方面有着骄人的业绩，如果用一般的标准衡量，深圳的发展速度无疑算得上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但从它承担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试验田”功能这个角度、深圳又明显存在多方面的不足，在建设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背景下，深圳究竟该承载什么样的责任感、使命感？
“也许，这个责任感和使命感，需要它回到改革的初衷才能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