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把公共教育作为自己的首要使命，这个公共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将那些非常重要却不易为公众直接认知的政策问题提供给公众，这是它其区别于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服务于政府或企业的研究所、“智囊库”的特征。很自然地，既然我们着眼于广泛的中国、日本和美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国防、外交和科技政策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性﹑综合性、复杂性以及被垄断性的美日同盟关系成为我们研究的优先选择。
一般而言，政策研究的使命，要求作者不拘泥于教条式的学术考证，因为这种基础训练只适用于微观的个案描述，在既存的﹑往往带有偏见的框架下漫延。相反，作者必须在通晓相关各事项的前提下才能准确地把握某一具体事例。在写作方式上，作者一方面力戒卢梭式的浪漫思考而以客观实事为依据，另一方面也力免直接依赖某些细节而作判断的机械式推论。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所谓“同盟”，当然是指以“美日安全保障条约”为基础的美日军事合作关系；但是，本论的重点不在于军事分析，而在于此军事关系前提下自从一九八九年“冷战”结束以来的社会﹑政治与经济条件的演变。
本论力图兼备实践性与客观性(即马克思所谓“党性与真理性”)的政策研究要求，至于通过此研究能否同时达到把比较政策研究确立为一门(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目标，还有待于读者的判断、指教和推动。
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把公共教育作为自己的首要使命，这个公共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将那些非常重要却不易为公众直接认知的政策问题提供给公众，这是它其 区别于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服务于政府或企业的研究所、“智囊库”的特征。很自然地，既然我们着眼于广泛的中国、日本和美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国防、外交和 科技政策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性﹑综合性、复杂性以及被垄断性的美日同盟关系成为我们研究的优先选择。
一般而言，政策研究的使命，要求作者不拘泥于教条式的学术考证，因为这种基础训练只适用于微观的个案描述，在既存的﹑往往带有偏见的框架下漫延。相反，作 者必须在通晓相关各事项的前提下才能准确地把握某一具体事例。在写作方式上，作者一方面力戒卢梭式的浪漫思考而以客观实事为依据，另一方面也力免直接依赖 某些细节而作判断的机械式推论。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所谓“同盟”，当然是指以“美日安全保障条约”为基础的美日军事合作关系；但是，本论的重点不在于军事分析，而在于此军事关系前提下自从一九八九年“冷战”结束以来的社会﹑政治与经济条件的演变。
本论力图兼备实践性与客观性(即马克思所谓“党性与真理性”)的政策研究要求，至于通过此研究能否同时达到把比较政策研究确立为一门(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目标，还有待于读者的判断、指教和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