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民间道德的丧失，个体行为的紊乱，是一个国家政治伦理混乱的结果，制度如渠，百姓如水，渠道怎么设，水就怎么流，不纠正国家的政治伦理，就不可能重建社会的道德体系。中国老百姓本身并没有问题，那些知识精英们总是骂中国人素质低，还拍了个《河殇》专门贬低中国人，说中国黄土地上产生的“黄色文明”，天然就是劣等文明，唯一出路就是让西方“蓝色文明”来替代它。其实中国的问题是在精英而不是在百姓，中国老百姓的文明素质没有问题，看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就明白了。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也可能会认为是中国人有问题，鲁迅那么伟大都错误地认为中国人有问题，像《阿Q正传》就是说中国人有国民劣根性的，有了毛泽东我们才知道中国人并不差。就精神风貌和道德风尚来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是世界学习的榜样，和今天正好相反，今天的中国人是全世界道德风尚的反面教材，无论走到世界什么地方，都会看到简体中文的道德提示，有个世界著名的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她在72年、74年的北京观感中，赞扬北京无私助人的社会风气超过西方任何一个城市，由于她是拥邓反毛否定文革的作家，不可能为文革涂脂抹粉，所讲的北京状况应该更加真实。再就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来说，中国人表现的更是感天动地，就说朝鲜战场，当时美国人打败天下无敌手，单挑两个法西斯国家全都踩在脚下，绝对是“东方不败”，可是却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打的焦头烂额，以拍战争片闻名世界的美国好莱坞，拍尽了历史上所有战争，可是直到今天就是不拍朝鲜战争，为什么？因为败军之将难以言勇。所以说中国人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中华民族无论在哪方面都没有问题，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几十年逼良为娼的结果，是逼良为娼的文化、逼良为娼的体制，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大酱缸，无论放进去什么，捞出来都是臭烘烘的。
特色理论本身就已经形成了一种淘汰好人的机制，再加上要做明白人干实在事的口号，事情就更荒唐更极端了，最终对中华民族文明形成了毁灭性打击。中华民族历来讲究要做好人干好事，毛主席就经常讲做人要“做一个高尚的人，做一个纯粹的人，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做事要“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辈子为人民服务”。后来却统统变成了做明白人干实在事，可什么是明白人到现在也没下过一个定义，于是社会就理解为吹牛拍马投机取巧坑蒙拐骗就是明白人；贪污受贿，白花花的银子最实在，所以只有捞钱才是实在事，其它都他妈是虚的，整个社会一下子就滑落到道德崩溃的地步，滑落到郎咸平所讲的“人类历史上最野蛮、最黑暗、最腐朽的时代”，可能大家会感觉郎咸平的话过激，感觉我讲的也过激，其实并不过激，大家对照一下历史就会发现，郎咸平讲的完全是客观事实。从西周开始到现在，哪个朝代能腐烂到如此地步，历朝历代的腐败都有个共同特点，就是腐败仅限于政治领域，只是政治腐败官场腐败，老百姓的民风一直都是很纯朴很健康的。人们往往把隋末看作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时代，但隋末也只是官场腐败，民间的伦理体系仍然很强大很干净，包括国民党后来败退大陆前夕，也都没有腐败到民间。可今天我们却是整个社会肌体的普遍腐烂，这种社会肌体的普遍腐烂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其实政治腐败并不可怕，政治腐败好解决，就像一个人长了病，无非就是两个办法，一是保守疗法——改革；二是外科手术——革命；对于政治腐败改革不行就革命，解决起来比较简单。中国现在这种社会肌体的普遍腐烂却很麻烦，麻烦之处就在于它能把任何改革和革命都变成负数，变成社会的灾难，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所以这个特色理论必须要批判，特色理论已经成为干一切坏事的借口了。最初公开指出这一点的，还不是大陆人，（大陆人怎么了？好事都不是大陆人干的，你看这次批判右派也是郎咸平干的），而是香港人，是当时担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的史美仑女士，她针对中国股市的肆意欺诈讲到：“邓公的中国特色本来是个好东西，现在却成为干一切坏事的借口了”。所有的坏事都只有一个解释：中国特色！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为什么？中国特色；伪劣假冒坑蒙拐骗，为什么？中国特色；操纵股价会计造假，为什么？中国特色；诈骗被抓不赔偿，为什么？中国特色；领导看谁不顺眼扫地出门，为什么？中国特色；扒别人房子不给钱，为什么？中国特色；总之，永远都只是一句话：中国特色！回顾近三十年的发展，几乎所有的贪官污吏流氓恶霸面对老百姓最常用的借口，就是中国特色这四个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