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以来中国始终面临两个矛盾的困扰，一方面是资本集团的抢劫，另一方面是权利集团的挥霍，并且这两个矛盾是彼此依存、互为存在前提的。资本集团以权利集团的挥霍为借口，大肆进行私有化抢劫运动，典型代表就是所谓“冰棍理论”，认为国有资产是冰棍，不抢就融化了，所以应该抢，这等于是说对少女应该强奸，不强奸她就老了，这就是我们的北大教授全国政协委员宣扬的理论！反过来，权利集团又以资本集团的抢劫为借口，以规范市场的名义占有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随意大肆挥霍。中国如同落入两个流氓手中的悲惨妇女，双方互相以对方的罪恶作为肆意折磨这个妇女的理由，并且这两个流氓的疯狂程度是互相刺激互相推动的。看看房地产市场，就知道资本集团的抢劫有多么厉害，扒掉一片平房盖２０层大楼，其中每一层楼都包含有地产价格，即便把其中一层的钱付给老百姓，仍然白赚19层的地产价格，可是就这一层的钱都不给，就是强行拆迁，你想反抗，他白道有武警法院，黑道有各类打手，你说黑到了什么程度。再看权利集团的挥霍，据胡锦涛主席讲话中提到的数据，我们省级部门查出的行政超支是６０００亿，还有就是来自中央党校的数据，每年公车消费超过３０００亿，吃喝超过２０００亿，出国培训３０００亿，大家知道能统计出来的挥霍要远远低于实际的挥霍，就这统计出来的就是８０００亿，加上前面的６０００亿，一共是１４０００亿，正好把我们去年１０％的经济增长全吃掉了。这就是中国富豪取代阿拉伯富豪纵横天下的经济基础，一个人均收入在发展中国家都排名落后的国家，其富豪却震惊世界，让世界５００强的跨国公司老板都自叹不如，上千万一辆的宾利轿车，中国大陆销售量超过全世界的总和；中国高档化妆品的销售量，超过欧洲日本，直追美国；全世界赌场的标志都换上了简体中文，澳门赌场赌资的８５％以上来自中国大陆；原中国银行行长王雪冰追求女明星，出手一个生日礼物就是200多万的豪华轿车，那位比他低一级的刘金宝更不逊色，仅为了把情人打造成中学时代的心中偶像，出手就是整容费400万。如此的惊人挥霍，别说是１０％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是１００％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会被统统吃掉的。可以说，今天的权力买卖和大肆挥霍，已经越来越接近当初资产阶级革命和宗教改革前夕那个极度糜烂的赎罪券买卖时代了；不同的只是当初僧侣集团买卖的是进入天堂的权利，无论你多么邪恶，只要你买得起赎罪券，你就能够上天堂，相反，无论你做多少好事都要下地狱，穷人就彻底绝望了，不仅活着没希望，死了还要下地狱，干脆就拼了，于是就爆发了一场大革命；今天权利集团买卖的是进入市场的权利，无论你是什么人什么物，只要你买得起权利，市场就统统可以准入，否则就干什么都违法，偌大个中国连老百姓随意摆个摊的地方都没有。当初的僧侣集团依靠买卖赎罪券把自己卖成了第一阶级，同时也把绝大多数老百姓卖到了绝望的地步，今天的权利集团依靠买卖权利也把自己卖成了“先富起来的人”，同样也把老百姓卖到了近乎绝望的地步。怎么能不绝望？社会两大强势集团，一个在疯狂抢劫，一个在大肆挥霍，我们能有多少资源经得起这么挥霍这么抢啊！老百姓头上又怎么能不重新压上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的三座大山！朗咸平讲目前中国是历史上最野蛮最疯狂的时代，遭受到大陆知识精英恶狗般的疯狂谩骂，其实对比一下历史就会看到朗咸平并没有丝毫夸张。我们就用希特勒的法西斯德国做比较，标准不能算高吧，当初希特勒对阿尔卑斯山国家公园里有几间民房不满意，德国财政部长为了讨好希特勒，用三倍于市场价格的价钱把房子买来拆掉，那还是国家公园需要的拆迁。可是我们今天一个房地产商就可以带着警察开着推土机去扒老百姓的房子，然后再把老百姓作为“钉子户”拿到法院去判决，拿到电视台去暴光，所谓暴光就是过去的游街示众，从而形成了远远超过当初英国羊吃人的房吃人时代。羊吃人时代一直被历史学家认为是历史上最野蛮的时代，可是和我们今天相比却是文明多了，第一，当时贵族圈地主要圈的是自己的土地，公地很少，只是把租种农作物的农民赶走，用来养羊；第二，当时贵族是用自己的力量来圈地，就像《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一样，丫鬟吴琼花跑了，派自己人打着灯笼去追捕。我们则是动用国家专政力量为开发商去拆迁，用武警去圈地。房子被强行拆迁土地被强制圈占的老百姓连打官司的权利都没有，最高法院规定一律不准受理拆迁户的上诉。现在好了，事情完全倒过来了，最高法院又做了一个针锋相对的相反规定，一律不准接受开发商对拆迁户的上诉，政府还规定，公检法不准参与拆迁，水电部门不能对拆迁户断水断电，等等。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开发商、贪官污吏、知识精英提起中央政策就破口大骂的原因，天又变了，为所欲为的时代就要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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