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企改革的整个过程可以清楚看出，最终的私有化完全是一个有预谋有计划的极端巧妙的设计过程，其巧妙之处就在于，其中每一步都是死路，并且出口只有一个，绝没有第二个选择。最初全面建立苏联赫鲁晓夫管理模式，把国有企业逼上死路，自然就形成了如何摆脱死路的国企改革问题；由增加企业成本的奖金模式出发的改革，只能选择关心利润的经营承包责任制；利润承包制必然是摧毁国有企业的技术基础，尽最大可能让更多工人下岗，国家和工人同时遭受巨大损失；要改变经营者一统天下损害所有者利益的企业格局，就只能实行股份制；而国有企业“老三会”与股份公司“新三会”之间完全不同的决策机制，必然形成不可调和的企业内部冲突，使股份公司根本不可能正常运行；组成国有企业决策结构的是党委会、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组成股份公司决策结构的是董事会、股东大会和监事会，二者之间如同长度和重量一样，根本不是一回事儿，作为决策者就只能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要么回到最初的完全国有化，要么实行完全的私有化；除此之外绝没有第三个选择。由于回到国有化的道路早已不复存在，决策者唯一的选择就只能是接受全盘私有化，所以客观的讲，在中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中，决策者始终是被动的。有的人看到这里会误以为我们在为决策者解脱历史责任，其实不是，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类似决策者被利益者牵着鼻子走，官被僚牵着鼻子走，狼被狈牵着鼻子走的反常现象，并且这种反常现象在中国历代重大变革中几乎都会表现出来。
在瓜分完几十万中小型国有企业以后，类似鲁能集团这样的超大型国有企业也被持续多年的高额垄断利润养肥了，并且是世界上最肥的企业。可以说，世界上有许多比我们国有垄断企业更大的跨国公司，却没有一个比我们更肥的跨国公司，目前世界最大公司是沃尔玛，但是并不肥，它的中国公司连个轿车都没有，老总居然坐着送货的面包车去机场迎接前来视察的总部领导，至于前些年世界最大的微软公司老总比尔盖茨，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吝啬鬼。而中国大型国有垄断企业之肥震惊天下，从我国周边地区到遥远的北美，世界到处都在翻建赌场，以更好的伺候中国富豪，像刘金宝这类不过是属下公司的一个经理，都能一次甩出几百万元为情人美容，可见我们的大型国有企业肥到了何等程度。
这些巨肥的超大型国有企业自然成为新一轮也是最后一轮宰杀的目标，可是，就在铁三角再次启动，将要展开一场古往今来最壮观的世纪大猎杀时，天色变了，胡温新政出台，猎杀者的步骤被打乱了。他们紧急调集全国主流经济学家和法学精英为主体的一流知识精英，聚集北京西山，召开了中国改革三十年来规模最为盛大的“民间”理论大会，即著名的“西山会议”，商讨宰杀超大型国有企业的新型改革理论，可是这一次铁三角中的知识精英却让同行们大失所望，或许是脑满肠肥的过多脂肪阻滞了他们大脑运转，他们“上天下地入黄泉”地搜遍西方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理论，仍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再也找不出宰杀超大型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理论了，于是恼羞成怒地图穷匕见，直接喊出了心里话“国有企业本来就是共产党抢来的，再从共产党手里抢走，不过是物归原主。”显然，这是一个没有丝毫历史常识的说法，共产党的国有企业并不是抢来的，至少中国国有企业不是抢来的，而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干出来的。先不说这种理论在共产党领导下行不通，就是在逻辑上也说不通，并且急转直下的形势变化，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再创造新的改革理论了，时间机会都不等人，当初中国工人阶级在创造大型国有企业时那种“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大庆精神，被他们接过来用在了侵吞这些大型国有企业上，没有理论依据就干脆悄悄的干，于是便有了鲁能集团738亿的绝密收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