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革命党已经转换角色成为执政党之后，继续宣扬、赞美暴力革命学说，其实是挺滑稽的事。我常常想到一些“红色经典”在今天面临的尴尬，比如这三个例子可算是典型：小说《红旗谱》，电影《燎原》，和战士作家高玉宝自传中的那个著名段落《我要读书》。
小说《红旗谱》中描写的那场农民武装暴动，是因当局征收过年杀猪的“割头税”而引发的，农民认为，连过年杀头猪都要上税，日子没法过了。在共产党人的鼓动下，“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近年居然还有人把它搬上电视荧屏，我没看那部电视剧，不知它是怎么改编处理的，但不管怎么处理，也无法改变农民为抗税而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暴动这个主干情节。）
以刘少奇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为原型的电影《燎原》，中心情节是因一起矿难引发劳资冲突，共产党人雷焕觉（寓意像春雷一般唤起工人觉悟）深入工人中进行发动，帮助他们建立起自己的组织工人俱乐部（可不是唱歌跳舞打牌玩的那种俱乐部），要他们与黑心矿主和支持矿主的政府当局斗，自己起来做主人，于是工人们高唱着“我们不是牛马，我们是人……”实行大罢工并且取得了胜利。
高玉宝的《我要读书》，则通过穷孩子读不起书的遭遇来控诉“万恶的旧社会”，教育人们：只有干革命推翻旧制度才能让穷孩子读得起书……
几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农民税费负担，矿难，穷孩子失学……这类社会问题，并不是靠暴力革命改朝换代就能圆满解决的。真正要解决好这些问题，还是得靠民主与法治，像谢老文章中所举的那些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就解决得很好。如果遇到这类问题都像《共产党宣言》号召的那样“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那么世界就永无宁日，永无和谐之时，只会出现一轮又一轮的以暴易暴恶性循环。
我觉得我们过去在理论上有太“僵化”与太“灵活”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太僵化，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了宗教，使之神圣化，教条化，视之为“绝对真理”、“终极真理”，不容质疑，不容思考，不可修正，更不可批判。另一方面却又太“灵活”，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各取所需”（或只取所需）的实用主义态度（就跟文革中造反派对待“最高指示”的态度一样），只宣传和运用自己需要的那些内容，而对另一些明明对人民有利、对社会进步有利的内容（如马克思对新闻检查制度的严厉批判）则视若无睹，置若罔闻。
我很赞同杜光老师总结的现阶段民主革命有改革、维权、启蒙三个主要形式的说法。而且我的理解，这个启蒙不仅仅是对大众的，也应该是对自己的。我们都有必要让自己在民主、自由、公民、人权、宪政、人道主义等许多常识性的问题上进行重新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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