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要走宪政民主的道路，为什么只能走宪政民主的道路？除了认识到这是历史证明了的人类文明的共同之路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民受专制压迫的苦太长太深了，古代受这种苦，近现代也受这种苦。固然，中国历史上、思想传统中，我们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教诲，有“替天行道”的口号，有“揭竿而起”的壮举，但完整、系统的反抗专制暴政，并以宪政民主体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理论学说，我们却没有，至少，还可以向外借鉴学习。遗憾的是，社会民主主义在这方面能提供给我们的资源甚少，远不如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在与封建的神权、君权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拼杀中，是在提出和捍卫“天赋人权”学说的过程中成长发展的，而社会民主主义从一开始就把自由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作为自己的对立面，二者自由信念的坚定性和对极权专制的抗拒性、敏感度自然不同，不少社会民主主义者对待斯大林在集体化中的暴力，对大清洗和随之而来的“莫斯科审判”的暧昧、纵容甚至辩解的态度，就是证明。对比一下萧伯纳、萨特和雷蒙?阿隆对斯大林主义的态度，就很说明问题。在自由主义者大力抨击专制极权，维护自由民主的时候，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攻击的是他们所在体制的民主自由的“虚伪性”。由于他们的坚持，长期以来这种所谓“虚伪性”的说法在我们这里深入人心，成了抗拒自由民主价值的普适性的最为老生常谈的说辞。
最近若干年来，中国思想界学术界不断有人主张，要重视和学习社会民主主义，参考借鉴瑞典、北欧模式，这种声音和思潮，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谢韬先生最近的主张，是其中最明确、最坚决的。可以预料（现在已经有事实表明），出来猛烈批判和凶狠阻击这种主张的，是僵化、教条、左的所谓“马列主义”。熟悉马列主义发展史和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人都知道，左的思潮、力量和领袖不太在意和重视他们认为真正右的东西，他们最在乎的是在同一传统中的“修正主义”，虽然到底谁是修正主义本身就是问题。他们中有人倒是半真半假地喜欢“交右派朋友”，因为他们认为右派离得太远，对他们的地位没有威胁。对他们最要命的，是同一传统和阵营中有人出来比纯正、争正统，这是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说到正统，我在理论上也承认没有一个真正的正统。不过相比较而言，我认为如果左派挑起论争，谢韬更接近马克思主义正统，在理论上占有优势。毛泽东、斯大林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那套东西，更不够资格当正统。在中共跟苏联进行九评论战的时候，在关于和平过渡等问题上，即使没有太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也可以发现，苏共的理论就比毛泽东、康生、陈伯达的理论好一些，用那些观点就可以打破现在左派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