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国崛起”中阐述道：英国和美国是由社会力量的推动完成了大国崛起，德国、俄罗斯、日本则是由国家力量实现了大国梦想。对于大国的崛起，尽管各国都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但是同样所面临的问题就在于思想文化的创造、群体意识的把握。德国，历史上涌现出了很多位杰出的哲学家，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尼采等，无论是思辨化的哲学还是先验逻辑化的思想，对德国社会的影响至深至远，无疑这就成为了德国大国之路的社会群体意识的基础。俄罗斯，早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前苏联社会，就曾经发生过一场文化革命，当时的情形是：以消除文盲、大力兴办中等职业教育为核心，当然也伴随着一场清洗运动。这场文化革命对前苏联的工业改革、经济建设都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直到今天完备的教育制度依然对俄国社会起到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借鉴前苏联发展模式，计划经济体制，甚至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参考了前苏联的文化革命，只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毕竟我们有着五千年的文化传统、深厚的基本价值理念和众多的人口。借用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所说：“开垦处女地，需要把犁挖得很深很深。”。
在地域上，同样处在东方与中国为邻的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对西方科学文明的学习卓有成效。对西方科学的理解，在中国可以追溯到明代，当时的解释是“格物”，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更多地关心人和社会相对比的结果，近现代以来，我们对科学的理解则是引自日本，在日本对科学的解释是：系统化的分析。这种科学分析在日本早已成为了广泛的社会共识。
我曾经读过日本著名作家夏木漱石的一部早期作品，讲述的是一位贵族子弟的爱情故事，作者采用自然主义的写作手法描述人的情感是如何超越和突破传统道德理念的束缚来体现所谓的“内在的自然”。文学上的自然主义兴起于十九世纪中后期的西欧社会，强调以科学分析的方法解剖人的心灵，没有价值判断地还原人性的本来面目，由于自然主义过多地关注个体的人性自我，通常也被认为是反现实主义和对传统道德律的颠覆。我个人对自然主义也是持批评态度，理由是：个人是无法脱离社会而独立生存，因此尊重现实社会中的公共价值理念，乃是个人的生存之本，但是，公共价值理念绝不可以超越或凌驾于个体的人性追求之上，否则就是反人性的。二十世纪初期的日本社会，自然主义思潮（包括哲学上的）盛行，因此有理由认为自然主义对日本社会的变革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就在今天，千元版的日元货币上就印刻着夏木漱石的头像。与之相对比的就是，背离了科学分析的文化思想却长期笼罩着中国社会，“打倒某某某”“批判某某某”这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中国著名学者胡适先生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曾撰文批评这样的文化糟粕，这是一种浮躁浮夸的激情发泄的表现，这样的文化思想是不可能成就大国的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