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如果没有法律对罪恶的保护，证券市场应该是十分干净的市场，世界各国的经验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是由证券市场特点决定的。一是证券市场信息传递时滞几乎为零，一个欺诈信息立刻就能迅速覆盖整个市场，让市场所有人都立刻知道，并且除非逃逸，始终都被锁定在公共视野中，隐藏的机会等于零。不像实际资本市场那样，在北京诈骗的信息很难传到上海让所有人知道，即便能让所有人知道也需要很长时间，其间可为再次诈骗创造时间和空间。二是违规者在明处，受害者在暗处，并且不像实际资本市场那样是一对一的欺诈，而是要面对成千上万的民众，民众的报复又是非理性的，所以，除非是违规者坚信会受到法律和国家的保护，否则是绝不会用身家性命去冒险，违规者的目的是赚钱，既然是赚钱就有一个犯罪风险比较问题，由于证券市场犯罪风险无穷大，所以一般人很少敢到这个市场进行欺诈，这就是西方国家包括我国香港台湾证券市场很少出问题的原因。我国证券市场之所以充满欺诈，就在于违规者坚信有监管制度和监管法律的保护。
中国证券市场监管制度和证券法对违规行为的保护作用，主要是通过几个途径实现的：一是删掉了世界各国证券监管相关法律中的民事赔偿责任，对违规者起到了风险和收益相分离的保护作用，违规者只有违规收益没有赔偿风险，在经济利益上对违规行为起到了鼓励和保护作用。二是免除了违规者的举证责任，由投资者承担举证责任。证券市场的特殊运行机制决定了不仅投资者难以举证，即便管理者举证都十分困难，所以世界各国才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辩方即违规者承担举证责任。比如杭萧钢构的巨额订单是不是为拉抬股价设计的？在20多个涨停板以后汇入公司账户的7000多万购货款是不是来自老板几十亿的市场获利？诸如此类重大问题，如果放在其他国家证券市场，弄清楚很容易，可是放在中国，不仅弄不清楚，甚至提出来都要遭受惩罚，除非是实行领导强行干预的所谓人治，就像著名的刘涌案一样，这也是中国长期实行人治的客观原因。由官僚主导的人治，老百姓还有50%遇到好官的概率；由精英主导的法治，伸张公理和正义的概率等于零。操纵证券市场的庄家本身就是精英，精英立法也就是庄家立法，结果只能是法律成为庄家操纵市场的工具。三是加大投资者的维权成本和降低违规者的侵权成本，比如有人要起诉杭萧钢构非法获利数十亿，百分之二、三的诉讼费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如果投资者维权成功官司打赢，法律规定杭萧钢构的赔偿对象只包括起诉方本人，其他受害者不管。而在美国等其他国家，法律规定投资者打官司请律师都是免费，并且无论几个人打官司，违规者的赔偿对象包括所有投资者，从而使投资者维权成本趋向于零，违规者的侵权成本无穷大。这就是为什么同样为中国证券市场，香港股市就比较干净，大陆股市则欺诈成风的原因。假如香港出现一个杭萧钢构，恐怕整个香港司法界都会震动起来，至少到目前为止，在香港上市的所有大陆公司都十分规矩，没有发生过任何欺诈行为，所以我们说，欺诈成风绝不是上市公司自身的问题，而是法律精心设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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