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华东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王康懋教授终于悟出门道，来一个“一箭双雕”。首先骂媒体，批评媒体把香港学者张五常造成神后，又把郎咸平造成了神。又贬“‘五常神’的神经有问题，‘郎神’是一条乱咬人的狼”，并说他要和郎咸平公开辩论，但郎咸平主动退却：“他逃了。不敢跟我辩论”。说，郎咸平在胡说八道，郎咸平被他吓跑了等等自傲言词。
“借骂名人来为自己扬名”，还有位人物不能不提，这番炒作最大收益者应该是夏业良，这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博士后不安心做自己的学术研究，不甘心做寂寞无名之辈，却不惜时间和精力写成了洋洋八千字的批骂文章，不是批张五常的学术见解，而像是在骂，一夜之间就名声大噪。
这种浮躁风、投机取巧抬高自己、为自己扬名之风，在我国经济学人中已经成为一种歪风邪气。这些所谓的经济学人在道德和利益面前，鼓吹自己贬低他人，通过扬名成为权力和利益的代言人，睁着眼睛说瞎话，蒙骗决策者和人民。是典型的机会主义代表。
在新闻传媒圈，一些体记、娱记、法记也是到处乱咬、乱骂。挖内幕、添枝加叶、道听途说做文章者大有人在，被百姓冠名为“狗崽队”。看看一些足球界评论者的文章和谈话就可见一斑。咬完了球员咬裁判，骂够了俱乐部骂足协，人人都成了小诸葛，成了名副其实的李敖式的杂文家，越咬越骂越吃香，骂声越大、咬的越高名气越大，骂个几年、咬个几下，刹那间都成了球迷心中的英雄、成了名人圈里的大名人，一呼百应。
在文化圈有名的也不甘寂寞，怕被遗忘的角落；无名者更是穷追不舍，纷纷使出杀手锏，不是揭黑，就是拜李敖为师学习侃、咬、骂之技。
在现代文化圈里，当时的鲁迅是靠以骂出名的（但其本意也许不想出名，而是特殊时期特殊环境特殊背景下自然造就出来的）。鲁迅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猛烈地攻击中国传统文化，也曾公开劝青年少读。据说，当时的有名文人都被鲁迅骂过，鲁迅说过：“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当鲁迅看见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瓜分中国，他认为“中国人的人性弱、传统弱、历史弱，关键是封建思想错了，封建哲学极坏”的原因造成，于是他在《新青年》杂志写文以大骂国人形象。他骂封建社会，骂封建哲学，骂老祖宗，也骂老百姓；他骂中医，骂袁世凯，骂北洋政府，骂国民政府，他似乎要骂中华民族的一切。但他的目的要改变当时国人的思想，让国人苏醒。应该说鲁迅的成名不能不说与其批、咬、骂上过激过火有直接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