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法利夫人》的悲剧给当代女性的启示2
这篇文章,我写了很久了,一直觉得不满意,所以没有发表。
我想,不如,先发在博客日报,看看博友们怎么批评吧。
这种成见和自我孤立(或曰狂傲?)根植于何处呢?
众所周知,少时的爱玛,由于父亲英明而长远的目光,以及颇丰的家资,在修道院里接受教会学习,上流贵妇是她的期待角色。豆蔻年华的她,性情热烈,想像丰富,在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影响、宗教布道和宗教音乐的濡染下,情犊初开。这原本无可非议,充其量无非是少女怀春的枝蔓而已。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浪潮主义作品之于爱玛,并不如某些人简单分析所得,只是“毒草”。相反我觉得,这些作品使她走向自觉而发现作为一个人所本应有而且必将有的某些生活,并让她看到“绝非”与生俱来的不平。她追求美好生活的热忱与信念,这不论在人性上还是人道上都是无可非议的。虽然在后来,这把青春火焰步入了歪曲的尴尬境地。爱玛频繁地与情人媾合显得猥琐而淫亵,致使她戴上“淫妇”的高帽。但坦诚地说,这并不足以证明爱玛便是情欲火旺、伤风败俗的劣种。
自然,爱玛作为已婚妇女,相夫教子是天经地义、不容推诿的。但这仅仅只是对爱玛作为普通医师的妻子的这样单重角色的要求。而爱玛首先是个人,一个正常的有着七情六欲、集各种角色于一身的社会人。她有权选择自己的角色生活,扮演各类角色,只不过,事实上她被生活欺骗了,扮演了非正式角色。
如果她的要求(其实主要是精神上,就物质来说,作为医生的夏尔还是可以满足她的一般女性生活开支的。是在家庭里得到兑现的话,那结局便不至如此凄婉了。
由上,我们已对爱玛的生存状况做了简明的勾勒,并窥见其中的一些隐性危机。内外角色的不清,角色期待的不切实际,是将爱玛逼上绝路的始作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