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观全文，一方面由于在爱玛的社会化的过程中，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处世内化而居主导地位，所以她的头脑被“上流化”了。
正如小说数次强调，爱玛对巴黎充满着不可遏制的神往之情。这表现在她的再社会化过程中，便有了与环境的高频摩擦，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见山非山，观水非水，生出满腹牢骚。
她会不自觉地嘲笑讥讽夏尔俨然一个十足的乡巴佬。这不仅是因为他安于现状，目光短浅，不求闻达，也无力闻达，“对他来说，宇宙的范围并不比她（即妻子爱玛）的丝绸衬裙大。”而且“他居然以为是他使她幸福的。”这种生活的矛盾是隐匿的，却是“毒草”般的。因为这不仅是对夏尔的否定，更可怕的是它同时也是爱玛对自我事实角色的否定。
在潜意识里，她将自己从原有生活圈中孤立出来，并试图寻找新的乐园，尽管这可能是个断送退路的决定；另一方面，挣脱出了下层社会的爱玛却成了个不为上流社会所接纳的分子。曾经的最大一个希望——子爵的晚宴，不管她如何的有意，终究是花而不果，有始无终。在生活上爱玛可谓是锲而不舍的，不过，这并未给她带来好运。她由此变得固执而偏执。
子爵走后，她搭上了莱昂；莱昂离开后，她又结上了鲁道夫。她就是如此的精力旺盛而不容有丝毫的懈怠。这注定了不肯放弃的爱玛的命运要与他人大相径庭。失去了社会根据地的爱玛，如果能将最后一块心灵港湾（家庭和孩子）守好的话，那她也许还有获得救赎。可是，她迷糊地放弃了。怀孕期间，她虽有诸多行将为人母的本能遐想，但却时常难于自控地堕入慵懒中，“一气之下，她就懒得管婴儿的穿着，统统向村里一个女工订货，既不挑选，也不商量。”这就使她“享受不到准备工作的乐趣”，尽管在准备当中，她会感到“津津有味”的；而孩子出生后，她还是没有大的改变，将孩子寄宿在别人的家里，只是偶尔去看上一看。所以，爱玛内心里面的亲情滋养是极为有限的。这也就使她不可能像其他年轻妈妈一样，收心于整理家业，而是成天的耽于幻想，遇上莱昂和鲁道夫，并最终东窗事发。
福楼拜塑造的爱玛这一形象，有个很明显的特点：即与一般的情妇不同，绝大多数时候是爱玛自己热心地掏钱“养情”。而夏尔对此竟也麻木地没有特别的表示和行动。这种习惯可以说是招致爱玛走向死灭的经济根源。她会毫不犹豫地给鲁道夫置办镀金马鞍，并且从并不十分富足殷实的家中拿出钱去供她与鲁道夫挥霍。她似乎是天生的乐观幻想主义者，抑或说她压根不在乎小市民夏尔所构建的这个或温饱或小康的家庭。面对累累赊购债务，凭藉着奸商的默许，她可以视而不见，不理不睬。直至最后在莱昂与鲁道夫的冷若冰霜的刺激下，她才感到万般无奈，服食砒霜遁世而去。从这个层面来讲，不管评论者们对如何爱玛说三道四，爱玛始终是一个社会弃儿、边缘人物。她的不幸，除了她自身的因素，社会性的更深层的根源也是不容忽视、更加重要的。
包法利夫人爱玛的一生是悲怆的。可以说，在她的整个生命过程中，她也没有认清自己的角色是什么。
她诞生的农家，可以给她一个贵族式的教育；而它所培育起的贵妇式的气质，却让她迷失甚至于失去了自我。也就是说，她的内在心理的发展，与她外在的环境已经是格格不入的了。
她流着农家的血液，却做着贵族们的美梦；她穿着农家（即便不是，也顶多仅是个小资本家）衣裳，却操着贵族式的喉舌。她就是处在这样一种混杂的角色实践当中，进退维谷。她逸出了下层人的生活圈子，上流社会却抛弃了她。这种生存窘境中的压抑，终于导致了她生活的悖逆常情，人性的曲张。
福楼拜的这部作品，可以说细致地反映了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法国，受到现代都市文明吸引、觉醒的人（尤其指乡村女性）对于幸福的苦苦追寻④，而他们对自我角色的迷糊认识、朦胧定位则使他们的生命陷入困境。
爱玛的扭曲的精神状态，在今天仍然广泛存在着。
所以，虽然福楼拜的时代已经远去，但在转型期的中国，《包法利夫人》仍不失警示意义。
当代中国出身农村的女性,尤其应当警醒!
湖南跫音 刘咏梅
2007、5、272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