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市场进入、思想退出
生活而不是被生活，体现一种崇高的理想，一种卓越的超越和勇气。但是，困扰于物质和欲望的人是否真正具有超越的力量？
如果说知识分子的特质在于过一种超越的生活，如果说物质不仅是灵魂的寓所也是精神的基础，那么，对物质的超越只是一个乌托邦。但是，精神对物质的超越实际上并不要求灵魂对肉体的彻底摒弃而成为飘浮于空中的风云。精神的优越性在于其相对于物质的自主性。就像色诺芬眼中的苏格拉底，——物质幸福并非不值得，但幸福不在于物质的占有，而在于从物质中获得满足。物质幸福的条件不过是物质供给能力和物质需求的平衡，而平衡可以通过控制需求实现。物质与幸福的关系最终取决于欲望——这赋予幸福极大的弹性。可是，人的欲望是成长的。所以，格老孔[v]不满足于成为“猪的城邦”一员。柏拉图当然知道，自然意味着永恒，意味着永恒的幸福，所以他希望借助于理想国将人的欲望控制在自然的水平。但是他很无奈的看到，随着雅典的强盛，随着物质的丰裕，人的贪欲以更快的速度在成长。终究，自然的城邦会发展为“发烧的城邦”。城邦的发展隐喻着人的欲望的成长，当然，欲望的成长也在推动着满足欲望的能力的成长。
在古代世界，由于技术的落后，生产力的低下，物质的匮乏，人们被迫通过控制物质欲望实现物质需求与物质供给的平衡，从而使精神具有超越物质的重要性，使思想及作为思想的生产者和捍卫者的知识分子具有特殊的社会价值和崇高的社会地位。进入现代以来，随着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人们获取物质产品能力的增强，满足物质欲望的手段的成长进一步推动物质欲望的扩张，在物质与精神的对决中，物质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同时，与现代化相伴的理性化的发展，进一步为人们确立了行为合理性的标准，理想和信仰逐步退出人们的意识空间。于是，思想的地位下降了，知识分子的立身之本丧失了。促使思想降格和知识分子退位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化。市场化过程中，实用主义成为唯一的标准和核心的动力。通过实用主义的过滤器，市场所能容纳的只是符合市场标准的有价值的东西，而所谓价值，不过是有用，不过是人们物质欲望的满足。在这里，思想是有意义的，——在乌托邦的意义上有意义，——但没有价值。思想被放逐了，知识分子的生存基础消失了。市场化使思想和知识分子失去了市场，知识分子发现很难找到自己的声音，也很难找到听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