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是决定集体目标的终端

现代人的觉醒即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集体行动”已随着市场化的全面渗透而日渐分解成为个人化的选择，这一方面源于社会中心缺乏驱动个人为之努力的激励机制，另方面则是长期“渎神主义”教化导致的价值分裂，使得人们非但不能从盲目的政治朝圣中找到“甜头”，找到足以让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据，反而因过度的积极和热情而领受了太多的权力攻伐对人的羞辱和伤害。依此一路反思追究，人们不仅看透了以往政治全能主义的虚妄，还由此洞穿了空壳化的社会“乌托邦”中不但没有预想中可以自己“当家作主”的人民，甚至连稍具人伦血性的皇帝和“庄家”都没有。透过乖谬的政治臆想回首检索已往的历险记忆，站在生命的伦理高度重新审视不堪承受的历史沦陷处，除了欲火中烧激发的破坏性、颠覆性“空头权利”冒险渗和着意气化的阶级纷争能满足人性耽于杀伐的“罪感”抒情之外，便是被所谓国家目标和集体主义等不具实体内涵的概念说词所召唤驱策，由着权力中枢挟迫着一路“练习”只见思想立场不见世道温情，只有宏大叙事而无个人体验且常常逆天悖理的败家子社会工程，如此一路反复折腾演出的全民“盲动主义”集体行动和政治参与，不仅无助于国计民生和制度文明建设，反而将人的道德败坏、把人心离散，由此导致支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人性基础不断坍塌沦陷，维系社会共同体的伦理纲常散架崩盘，从而衍生成当下甚嚣尘上的犬儒化“不相信主义”，最终使得迄今一切通过“公器”传达的主义学说或先进的政策观念，即便是听起来如何动人、如何科学，但只要没有即时兑付还原为现实收益的可能性，一般情况下都难以对人心进行有效的动员和统合。

 

　　所以，当我们直面现代化之后个人无所依傍的现实处境时，其实大可不必为一向被公共领域所主导的强制性“精神文明”一路崩析，乃至被人们解构、冷嘲并最终将其弃置而顿首太息，也无需将现代性之下的社会中心解体和信仰式微归咎于所谓的改革开放，抑或迁怒于从来就不在场的“封建主义”和域外异质文明，而是应立足于对个人的看顾和肯定，始终保持理性上的警惕，并重新梳理过去的切身经验和社会累积的负面历史常识，从而在原理上厘清自己奉守的传统与现代普世伦理之间是否有机能上的关联性，是否能将人从罪性的迷误中引领出来以使其获得全新的生活价值。由是观之，那些即使看起来或许具有某些积极的意义内涵如：隔代遗传的“仁、义、忠、信”等草根道德谱系，其实也渗入了专权文化只重物性不见人性的败血因子，因而常常被无良的政治“务实主义”者将其异质化为钳制臣民的“软性”政策和谋略，从而使得人们面对国家、民族等宏大叙事，以及一切以政治名义抛售的“集体主义”和道德信仰都有一种本能的疑惧和警觉。至此，尽管人们也还在沿续着政治全能主义的思维和言说范式搞建设谋发展，权力系统中也还在拿腔拿调、跟风附合大讲特讲“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但那大多属于体制化利害相互挚肘长期形成的策略性糊弄语文，仅仅作为公共领域日常演出的需要而临时性借用而已，全不必劳神费心对其求真辩伪。透过乱轰轰的盛世浮夸和名利场中虚拟的神采直抵所有人的真实心态，其内在的价值取向却一例是向个人处境的回归，是对专制公权长期垄断性、计划性社会“物质与精神文明”产出与经营的拒斥和反弹。这时候，人们只相信当下，只管专注于自己个人化的体验，只一味的“务实”而不在乎求真，因为一切都在不可掌控、不可确定之中，所以便没有必然，只有或然，致使一切关于人的现世活法和精神救赎都成为个人的事情，随着认知场域的不断扩大，个人所行使的权利也必将成为决定集体目标的终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