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人的心中，除了自己以外，没有神了。中国人已没有了精神支撑点。党尽管依然掌握着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重复着过去的道德口号，但提供不了能为中国人接受的精神支撑点。今天的中国人已没有了精神，也就没有了文化、道德、教育。每一个中国人正在自己找心中的神，钱是第一尊神以外，宗教、迷信、明星、超女等等成了中国人的信仰。为了一个刘德华可以倾家荡产、父亲跳江，这是中国人精神状态的缩影。
作为执政的共产党也没有了精神支撑点。今天，有多少共产党员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是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他们的大多数是看中了共产党手中的权，有权就有好处，所以以权谋私、买官卖官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反过来，要求共产党员“执政为民”、“执政为公”，精神动力何在？凭什么不为自已，要为民、要为公？党在精神上约束不了自已的党员，又不在制度上约束权力，这样掌权的共产党人必然与民争利，国民收入的分配严重向权力机构倾斜。中国行政公务的实际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达37.8%，高居世界第一。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行政支出的比例在10%以下。这还不包括灰色收入。
中国经济改革的单边独进，形成了全民博弈、多捞多得的局面，利益分配不受制度、道德、法律的约束，按权力、关系、资源、胆量、技能、苦力的顺序进行分配。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社会分配严重不公，使中国人的精神状态进一步恶化，这最终将演变为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的危机。
意识形态改革必须放到议事日程上
中国经济改革30年，归结起来一句话，就是允许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这使中国人有了巨大动力来追求自我，尤如解开僵绳的13亿匹马，以满足物欲为目标，奔腾起来。一个简单的社会政治常识，原子化的个人需要制度、文化、道德、法律、组织来整合、规范、引导，需要创造一种精神、一种理念作为灵魂来统帅、引领、指导。因此，迫切需要政治、社会、文化、道德、教育等领域的改革来配套、配合。尤其是意识形态对这场深刻的变革，不仅要作出解释，更在于寻求新的精神支撑点。
纵观西方文明，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都是以打倒神权为目标，将人从神的约束下解放出来，追求自我。但西方推翻的是教皇的统治，并没有反对神，而是让每一个人都有信仰上帝的自由和权利。西方人又创造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天赋人权等作为制度安排、道德规范的理念。西方人的精神支撑点就是敬畏、感恩上帝，以人人都是上帝子女的名义，宣扬无差别的爱，即人道和博爱。对人、对人的权利的尊重成为西方人文主义传统。
再看东方文明，儒家学说在中国流传2500年，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而是为中国人找到了精神支撑点，就是敬畏、感恩父母，形成了由此及彼有差别的爱。从爱父母出发，爱家人、爱朋友、爱众生、爱自然。中国人经历了多少悲欢离合、艰难痛苦而活下来，华夏文明经过多少天灾人祸、内忧外患而延续至今，这不能不归功于儒学创造的伦理体系。
中国改革从经济领域起步没有错，邓小平让中国人先富起来没有错，中国共产党重视经济建设没有错，因为人需要物质，用以生存和享受。但人还需要精神，用以约束与寄托。毛泽东是十分重视中国人的精神供给的，并且成功地为当时的中国人找到了精神支撑。那么，今天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怎么办呢？搬出精神存货，不管爱听不爱听、接受不接受，不管情况发生了变化，就是这，怎么行呢？表面上看，党依然控制着意识形态，实际上已失去了主导作用。这给党、国家、社会、民众都带来严重的后果。总结30年改革，文化、道德、教育的改革，意识形态的改革必须放到议事日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