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在毛时代，高收入的是少数上层和中层的官僚（包括“民主党派”中的上层人士），他们凭借自己的特权过着一般平民感觉不出、即使感觉出来也认为理所应当的极端优裕生活。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当时还只有官僚特权阶层，而尚未形成一个“剥削阶级”。但是现在的“国情”变了，分配制度也与时俱进了。六四以后的基本国情是，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不在道义和意识形态上，而是持续的经济增长，但是如果让所有阶层都平等地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那等于谁也沾不到谁的便宜，那就谁也不愿意卖力。如果说，在贫穷的毛时代，只能在民众中实行平均主义的低水准分配来维持上层社会的高收入，那么，从邓时代开始，人为地拉大收入差距，让那些所谓“精英”分子坐到政治高压下经济增长的筵席上来，这同样是维持少数特权阶层高收入的需要——这说明万变不离其宗，不同的只是其统治成本比过去高得多了，而且越来越高，因为今天的特权阶层已经意识到，要继续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就必须分一杯羹给那些“精英”分子，以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所以，邓小平号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贫富越来越悬殊，乃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事情。
粉碎“四人帮”和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在邓小平发动的始于1992年的二次改革以来，在分配问题上，官方一方面努力通过舆论导向，把批判的火力集中到群众的平均主义思想上来，掩饰了专制特权在分配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不失时机地抓住了人们的发财心理，号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而使收入分配状况迅速走向两极分化，以致到了今天这种人民难以忍受的地步。据2006年相关统计数字，20%的低收入阶层只占到总收入的4.66％，还不到1/20；20%较高收入阶层则占到了49.99%，几乎达到了1/2。“一部分人”确实是前所未有地富起来了，但大部分人却无可奈何地穷下去了。
我在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以八九年六四事件为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由胡耀帮和赵紫阳主导的政治改革失败以后，在始于1992年的二次改革中，大部分人尤其是农民的生活净福利水平，不是如流行观点所说的“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提高”，而是降低了，他们的境遇甚至比起毛时代来也好不到哪里去。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同意包括杨奎松教授在内的主流观点。必须指出，我们在衡量生活水平高低的时候，应该以“净福利”为指标——我相信，今天就绝大多数人来说，以实物来衡量的实际收入水平确实比过去提高了，但如果扣掉因环境污染以及为赚钱而付出的劳累等等“负福利”，从净福利指标来看，或者如果我们同意经济学的良心阿马蒂亚·森的观点，以自由的观点来看待发展，那么我坚信，起码与胡耀邦和赵紫阳时代相比，大部分人的生活净福利水平是大大降低了。其次，根据我个人的感受，在毛时代，除了三年大饥荒时期，包括十年文革在内，对于如现在大多数家庭那样只有一个孩子的三口之家来说，其生活是相当轻松的；再想一想，现在一个普通家庭如果一对夫妻要养活七八个八九个孩子，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但在毛时代，却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我在这里并无任何为毛辩护的意思，我只是想说明，没有民主改革，单纯的经济增长是不会给劳苦大众增加幸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