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不仅在思想上影响着斯密，在其他方面也给过斯密重要帮助。斯密生性闭塞、谨慎而腼腆，而休谟则开朗、大方而善交际。这决定了休谟在人际关系方面可以给斯密指导和帮助。[iii]斯密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是担任巴克勒公爵的私人教师并带领他到欧洲游历。当时休谟担任英国驻法国大使馆秘书。法国人似乎比英国人更加喜欢休谟，休谟作为一个哲学家在巴黎上层社会有着广泛的影响。利用自己的影响，休谟将斯密介绍给了法国上流社会。正是在游历法国期间，斯密开始写作《国富论》；也是在法国期间，通过与重农学派的魁奈和杜尔哥等人的交流，斯密丰富了自己的自由主义思想。
休谟在巴黎春风得意。意欲晚年定居巴黎。当他向斯密提出这一想法时，对大陆生活缺乏热情的斯密提出反对意见。“看在上帝的面上，千万别到这个国家来安家落户，让我们把有生之年在海峡的同一边度过吧。在此期间我们仍然可以来巴黎，我们可以一道制定我们今后生活的计划。”[iv]
斯密从欧洲大陆回来后，在格拉斯哥从事研究和写作，而休谟则长期生活在爱丁堡。两地虽然相距不远，坐马车也需要几个小时。但是，仅仅为了见面说话，他们愿意经受这种颠簸。休谟总是将斯密看成是自己的知己。高兴的事，烦恼的事，学术的事，生活的事，甚至人生的规划都毫无保留地向斯密倾诉。从休谟给斯密的信中，可以体会他们之间的深厚感情。
“请告诉我为什么今年冬天没有见到您？我们希望这只是由于您事务纷繁而没有别的原因。但是您要注意的不仅是勤劳，还得有坚持的精神。”[v]
“我们要设法将您弄到这个城市来”，“我们以您重视我们与您作伴而自鸣得意。”[vi]
“亲爱的斯密，假使您和我在一起，我们现在将为不幸的詹姆斯.麦克唐纳爵士的死共洒一掬同情之泪。”[vii].
“我十分企望能同您畅叙交谈”，“我建议您能到我这里来，在这偏僻之地同我一起度过几天。”[viii]
“请过来和我们生活一段时间。”[ix]
“希望不久就能看到您。”[x]
1773年，斯密到伦敦准备修改和出版《国富论》。当时他身体不适，于是委托休谟，一旦他出了问题，处理他留下的文稿。
现在反过来，休谟面临真正的死亡威胁，只能委托他最好的朋友处理后事。1776年1月4日，休谟立下遗嘱：“我把我的全部手稿毫无例外地留给我的朋友，格拉斯哥大学前任道德哲学教授亚当.斯密博士，并请求他出版包括在这批遗稿中的我的《自然宗教对话录》。……我还要托付他全权处理除上述《对话录》以外我的全部文稿。我们之间存在有亲密无间的友谊，我也完全信任他会忠实地履行我遗嘱这一部分有关的责任，但是，作为他费心出力校订和出版这部著作的一点点报酬，我还是要遗赠给他200英镑，一出版即付。”[x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