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斯密正在伦敦处理《国富论》的出版事宜。
斯密不愿意履行休谟的遗嘱。尽管离开了学校，斯密的思想舞台还是学校，而当时的学校是受教会控制的。而作为怀疑论代表人物的休谟，他的思想是反教会的。斯密是一个谨慎的人。他想起当年在牛津大学时因为阅读休谟的书籍而遭到迫害的事件。现在，《国富论》即将出版，他在思想界的地位正在上升，他当然担心替休谟出版《自然宗教对话录》这样的反宗教著作会对他的前程造成的不良影响。
对休谟的请求，斯密迟迟没有作出回应。
不仅因为要处理遗嘱，更因为思念。1776年3月8日，休谟致信斯密“我同您一样懒于写信，可是终因很想念您，还是拿起笔给您写信。……我家里为您腾出的房间一直空着，还是就来吧，我一直在家等着。……我的健康状况不佳，……您如果还迟迟不来，您可能也就再也见不着我了。”[xii]病痛和思念一起折磨着休谟，他显得有些焦虑了。
第二天，1776年3月9日，《国富论》出版。
重病中的休谟坚持将将该书读完。在1776年4月1日给斯密的信中，对朋友成功的那种真诚的兴奋溢于言表。 “写得好！真出色！亲爱的斯密先生：您的著作真让我爱不释手，细读之后，我焦灼的心情一扫而光。这是一部您自己、您的朋友和公众都殷切期待的著作，它的出版是否顺利一直牵动着我的心，现在我可以放心了。”[xiii]休谟真诚地为朋友高兴。但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希望早点见面。
《国富论》的出版，为斯密再次带来巨大的声誉。他继续悠闲地呆在伦敦，享受着掌声和鲜花。但休谟的病情却一天天在加重。
4月中上旬，休谟的医生，也是斯密和休谟的共同朋友布莱克致信斯密，告知休谟病情在恶化，“请尽快来，有您陪伴，他会好受些。”[xiv]
斯密从伦敦返回苏格兰。而此时，休谟接受朋友的建议准备到伦敦治疗。他们在半路上相遇，斯密陈述了自己不愿意接受休谟遗嘱的想法。随后，斯密回科卡迪探望母亲，而休谟继续前往伦敦。
斯密的态度让休谟感到很沮丧。5月3日，在巴思温泉治疗的休谟致信斯密：“如果我死了，而您又决定永远不出版这些文稿，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将它们封好放在我哥哥家里，并附文说明您保留您认为什么时候合适就什么时候要求收回这些文稿的权利。”但是，休谟还是心存一线希望，希望自己最知心的朋友能够理解并帮助自己。“有鉴于该著作的性质以及出版对您的处境可能带来的影响，……我主张，什么时候出版或者究竟出版与否，这都任您自由决定。”[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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