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迟迟没有回信。6月12日，休谟只能修改遗嘱，指定斯特拉恩（朋友，伦敦出版商）作为自己的全部遗稿的管理人和全权所有者。
斯密6月16日才回信。信中，对休谟最关心的遗嘱问题只字不提，而是大谈治疗建议，大谈矿泉水对治疗可能产生的副作用。
7月14日，休谟邀请比较要好的朋友们，举行了一次告别宴会。斯密参加了这次特殊的宴会，在爱丁堡盘桓几天后回到科卡迪。
8月7日，休谟对遗嘱进行了补充，要求斯特拉恩在两年内出版《自然宗教对话录》和另外两篇违禁论文。如果斯特拉恩在两年内不出版，则版权交给休谟的侄子，由他出版。
休谟对斯密似乎还不死心。斯密是他最好的朋友是他唯一引为知己的朋友，而《自然宗教对话录》是他最珍爱的著作。他对由斯密亲自出版该书还心存侥幸。8月15日，休谟致信斯密，提出《对话录》除了给斯特拉恩一份，他侄子一份，再抄一份给斯密。“假使我死后五年内还不见出版，本书版权就归你，您看如何？请立即回信。我的健康状况不容我等上几个月才看到您的回信了。”[xvi]休谟的语气已经是恳求了。
休谟的信被送信人忘在家里，一周后斯密才收到。8月22日，斯密致信休谟，“我将非常乐于接受您赠送的一本对话录。万一此书得到出版前我就不幸死了，我手头的这一本一定设法托人精心保管，使它完好无损，就像我能活到一百多岁而又亲自保管一样。至于万一您死后五年内此书始终没有出版，您就把版权交给我，这由您决定，您认为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吧。”这种口气，现出搪塞和推诿。对一个临死的人的请求，斯密的这一态度着实让人寒心。斯密还表现出对斯特拉恩的不信任，“不过我认为您不该对斯特拉恩说那样的话，就是，如果他在一定时期内不出版本书，他就会有某种损失，这对他是一种威胁。他拖延出版的可能性很小。而果真有什么事使他拖延了，您这么一说，他正好可以用作满意的托辞为自己那样作辩解。那样一来，我再遵嘱出版，人们就要说我是为了谋利，不是为了怀念友人，才出版一本连同样考虑谋利的出版商都没有出版的书。”[xvii]其实，斯密最终还是为了保护自己。他很害怕和《对话录》沾上边而影响他的前程。他的意思是，不要给斯特拉恩可以推卸责任的任何机会，因为那样，最后的责任还是可能落到他斯密头上。对休谟来说，他死前唯一的愿望就是出版《对话录》，当他最信赖的朋友冷漠地回绝自己之后，有斯特拉恩愿意承担出版的重任，他已经求之不得感激不尽了。斯密不仅自己不愿意替朋友分忧，而且还对朋友说三道四，这让休谟很失望很伤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