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休谟就写了回信。“我信赖别人，更信赖斯特拉恩。然而我死后三年内万一有什么变故这部手稿未能出版，我就得把它的版权交给我的侄子戴维。”休谟不再乞求斯密。他伤心透了。“再见，我最亲爱的朋友。”[xviii]这是休谟写给斯密的最后一封信。
此后第三天，1776年8月25日。休谟去世。当时斯密不在身边。
休谟死后，斯特拉恩表示要不折不扣履行休谟的遗嘱。虽然是个商人，但他也是休谟的朋友，——虽然他不是象斯密那样，是休谟最知心的朋友。作为商人，他知道履行承诺的意义；作为朋友，他知道自己应该达成朋友的愿望。但是，斯密似乎对阻止《对话录》的出版还不死心。
9月5日，斯密致信斯特拉恩，试图施加影响。他说，《对话录》“是一部杰作，但我认为最好还是不出版，以手稿形式在少数几个人中传看就行了。……读完文稿后，您或许会认为，到底该出还是不出这个问题，是得找个深谋远虑的朋友商量商量。”休谟生前写了自传，后来斯密在其中增补了一些内容。于是，休谟的自传有部分内容属于斯密。为了摆脱《对话录》可能带来的威胁，斯密提出，“我不能同意把他的自传和对话录一起出版，由于多种原因，我决心不与对话录出版事宜发生任何联系。”[xix]斯密的来信使斯特拉恩的态度变得犹豫了。
斯特拉恩最终决定出版《对话录》，同时也照顾了斯密的不与《对话录》出版扯上任何关系的要求，将自传和《对话录》分开出版。
斯特拉恩的做法让斯密如释重负。“非常感激您欣然同意把附有我的增补短文的《自传》和《对话录》分开印刷。我甚至感到，这种安排不仅能使我得到安宁，对您也有利。”[xx]
为了划清与《对话录》的界限，斯密所作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坚决拒绝休谟的200英镑的遗赠。休谟的哥哥若干次给斯密写信要求他接受遗赠，实现死者的遗愿。但斯密一次次坚决拒绝。由于休谟是以出版《对话录》的报酬的形式提出遗赠的，斯密的拒绝有道理。但是，斯密在拒绝遗赠这件事上异常的坚决，只能说明他反对不是遗赠，而是遗赠与《对话录》的关系。
斯密实在是多虑了。休谟生前跟斯密说过，《对话录》可能引起的喧嚣不一定超过他的其他著作，因为《对话录》的反宗教和反道德色彩并不超过他已出版的其他著作。事实上，《对话录》出版后确实没有引起什么异常反应，反倒是斯密修改的《传记》给教会带来了攻击他的口实，并持续了很长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