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核的重心不仅是业绩，更重要的是能力。因企而异、因行业而异、因企业发展阶段而异，制定动态绩效指标库，实行个性化管理，改进单纯做大驱动、增值驱动的模式，对特定企业的发展提供指导。导入中立的第三方对央企及其经营者进行考核、诊断与评价，并形成制度化。最重要的是，关注的焦点必须转移到未来的价值成长。
发挥配置的体制性优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捆绑固不可取，但跨系统、跨行业的动态调适却是很有必要的。这正是我们体制本身的优势之一。但是，让人看到的往往不是这种优势与灵活，而更多的是体制的刚性。国资委明确所属企业的主业是值得赞赏的，一是可以有效地遏制盲目多元化冲动，二是为从结构上进行调整打下了基础。否则，大家都在低水平上重复，远不及集资集智、重点突破来得更有效率些。尽管明确了主业，但这种明确仅仅是基于历史，而并非基于关键要素、基于发展，所以主业归核的效能恐怕会打上折扣。同时，操作上也和关键要素、互补性、匹配性没有多大的关联，大是大了，可是结构化矛盾并未消除，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由外部竞争转化为内部冲突，其实质性意义令人质疑。
资源配置如果不是建立在智力资本等关键要素之上，不是建立在互补性、匹配性之上，就会造成不经济、低效率。所以这种低效率随处随时可见，甚至是让人触目惊心。计划性强的尚且如此，其它范畴里的追热、扎堆更是不胜枚举。这一点又同智力资本相联结，创新性要求不高必然门槛低，同质化再推动竞争的白热化，全行业利润微薄，徒增GDP，而不为社会创造价值。
国资委要打破僵化边界和体制障碍，促进智力资本在系统内和跨越边界的流动，促进智力资本之间的匹配，促进智力资本与互补性商业资产的匹配，在总体上由经济因素、驱动要素、能力要素来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人力资本的激活，创造价值能力的提升，企业家与智本家的全系统流动、匹配，人才的市场化评价与配置，渠道与信息化的整合，关系资本的共享，等等，值得进行深入探索。
资源配置，效率为先。国有资产转让应当有利于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果的战略性调整。国有自然资源在事实上具有自然垄断性和在法律上具有国家垄断性。刚性的行政化资源配置格局显然与由智力资本决定相违背，而受领导意志支配，靠牵拉捆绑造就，不按照智力资本等关键要素配置也只是刚性的另外一种表现而已。企业的边界不应是刚性的，企业的智力资本等关键要素对匹配性的要求不能靠非市场化的手段抑制，智力资本势能的梯度效应不会依行政命令、长官意志、人为分割而转移。据吴敬琏先生的分析，政府依然掌握着“计划轨”中大量资源的分配权。企业家为获取这类资源进行激烈竞争，寻租活动盛行。据有的经济学家估算，上世纪90年代初，全国租金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率达30％上下。巨额租金又增强了官员“设租”和“造租”的动力，使腐败愈演愈烈，同时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既得利益集团，成为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的阻力。在这种变通性体制下，中国企业家进行生产活动，往往也要以从事寻租活动为前提。他们不但要善于捕捉商业机会，还要从事中国历来就有的“结交官府”的活动，通过“勾兑”、“摆平”、“搞掂”官员，最大限度地获取非生产性收益，这进一步导致了企业家才能的错配和腐败的蔓延（吴敬琏：边生产边寻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