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后是最幸福的一代
这几天超负荷工作，累得日记和读书笔记都没时间写。而且一起床就想不起昨天的事儿，看着窗前呼呼大睡的两只肥猫，不禁想起潘晓姐姐的名言：“人生的路啊，咋就越走越窄啊？”
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老师最近在讲演中指出：“大学要把学生培养成和谐发展的人，而不是有用的机器。”董健引用爱因斯坦的话指出，大学教育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工具制造型教育，教给学生技能，让他们成为实用“工具”；一种是人格提升型教育，把学习看成完善人格的高尚事情，培养出来的是“和谐的人”，能分辨真假、善恶和美丑，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董健老师的话跟俺不谋而合。最近参加北大招生工作会议，俺一再重申北大必须培养国家栋梁之材，凡是不爱祖国只爱钱的，让他哪儿凉快哪儿玩去，反正世界上需要驯服工具的地方密密麻麻数不胜数的。
北大李零老师在《读书》发表文章，庄严指出“中国革命，不容诋毁”：
中国革命为什么会“一边倒”，道理很简单：北伐，只有苏联支持；抗日，最初也只有苏联支持。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一年，长达四年，英、美都在看热闹。
早在抗战胜利前，美国就已看出国民党的腐败（他们考察过延安，有对比）。战后，机会均等，命运的天平更倾向国民党，但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自己丢了天下，为什么？
1950年，自由主义作家林语堂曾抱怨，“为什么苏俄在亚洲有能干而有效的工具为他们服务，而美国却只有像蒋、李承晚和菲律宾总统这类s.o.b.（狗崽子，son of bitch的缩写）合作？这是本世纪最大的谜团”。
其实，这不是什么谜团。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自由世界”的代理人，他们代表的并不是本国的民主，而是强国在海外的利益。从巴蒂斯塔、吴庭艳到本·拉登和萨达姆，向来如此。我们还没有发现过另一种解读。
二十一世纪，时光逆转，历史倒读，好像什么都可以翻案，但中国革命的案不能翻。
中国革命，不管是谁，不管他们的意识形态如何，所有人的愿望有共同指向，一是摆脱列强瓜分，二是结束四分五裂。先解决挨打，再解决挨饿，其他问题慢慢来。
人民英雄纪念碑还巍然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一百年来，所有为中国革命捐躯的烈士（从秋瑾到江姐）永垂不朽！
